导语：《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所以，违约金具有惩罚性的特征，它不以非违约方遭受损失为前提。一般来说合同违约金上限是不超过实际损失的30%。但是如果过高或者过低是可以请求法院给予减少或者增加的。那么，问题来了，法律规定违约金上限为30%怎么理解?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呢?

法律规定违约金上限为30%怎么理解

一、如果违约金约定太高/太低会怎样调整?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认为约定违约金过高并请求法院减少的，法院多会适用“三步法”来进行判断是否支持其请求：

第一步：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作为违约金调整的依据;

第二步：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先由违约方举证证明违约金高于守约方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再由守约方举证证明违约金约定公平合理;

第三步：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守约方预期利益损失等情况，并衡量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

以下上逐条讲解：

(一)确定减少违约金的基本依据

我们知道，《合同法》第114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对违约金调整依据的规定有所不同。《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认为违约金过分高于或低于造成的损首先，失的，有权请求法院调整。因我国违约损害赔偿采完全赔偿原则，违约损失包括守约方的全部实际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损失。故根据上述规定，调整违约金的基本依据为“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

其次，《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可见，《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将法院减少违约金的基本依据变为“实际损失”，将预期利益等因素作为参考因素。因《合同法解释(二)》系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适用所作的解释，故司法实践中一般以“实际损失”作为减少违约金的基本依据。

再次，《合同法》第114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对违约金过高认定标准的问题，均规定当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时，法院才得减少违约金。其中，《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了《合同法》第114条所称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该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二)合理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应在当事人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查明案件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事审判中规范违约金调整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被主张调整违约金一方当事人否认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认为约定公平合理的，在主张调整违约金一方当事人提供相应证据后，也应当举证证明违约金约定的合理性。”

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对举证责任作如下分配：

首先，由请求减少违约金的当事人举证，以证明约定的违约金高于守约方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否则法院得驳回其请求;

其次，如法院审查前述证据后，能够初步确认违约金过分高于守约方损失的，应由守约方举证证明约定的违约金公平合理，否则法院得支持减少违约金的请求。

这个分配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案例中也能得到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史文培与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互易合同纠纷案”中，甘肃皇台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四的违约金比例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最高法院认为，甘肃皇台公司未履行涉案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情形下方能适当调整违约金，一般高于的情形并无必要调整，甘肃皇台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日万分之四的违约金属于过高情形，驳回其减少违约金请求。

(三)考量案件的相关因素

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1款规定，法院减少违约金的基本依据为守约方的“实际损失”，同时，法院也应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守约方预期利益等情况，并衡量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综合考量后再决定是否支持当事人的请求。这里综合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合同履行情况。

第二，当事人过错程度。

第三，守约方的预期利益损失。

第四，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衡量。

二、违约金最高能约定到多少?

对于这个问题，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但并不是所有人能正确理解、充分运用了这个答案。

《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2款规定：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而可以要求予以调整)。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违约金最高约定不应超过损失的30%。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30%的计算基数是“损失”，而不是“合同标的金额”，这一点在实务中许多人会理解混淆。正是因为在合同签署时，根本无从了解损失会是多少，所以许多人就参照合同标的金额来约定30%违约金，并慢慢成了惯例。

对此，或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30%基数不是已经确定的“合同标的金额”，而是不确定的“损失”呢?这个回答要从违约金的性质、目的来进行了解。

在我国，合同法理论上对违约金的性质是“以补偿为主，以惩罚为辅”。怎么理解这个表述呢?百律一一说来：

(1)我们知道，违约金是可约定，也是可以不约定的。即使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如果一方违约并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违约方也要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这个是法定赔偿责任，比较好理解。

(2)同时，在法定赔偿责任之外，合同法又有一个违约金赔偿责任。而这个违约金是独立于法定赔偿损失的。也就是说，如果合同约定了违约金，过错方既要承担法定赔偿责任，又要承担违约金赔偿责任。

(3)而违约金不超过损失30%的规定，就是基于公平原则，针对“赔偿责任”+“违约金赔偿”发生叠加时，对“过高违约金”的一个限制。或就是说，在有违约金条款的情况下，被违约方最高能获得的损失赔偿是损失的100%(法定赔偿责任)+30%(违约赔偿责任限额)。

通过上面的分析，进而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技巧性经验，在实务中运用：

(1)在签订合同时，如果你不打算违约，那建议你尽量加上违约金。因为如果对方违约导致你遭受损失，你可以在损失赔偿之外另外获得30%的补偿;

(2)在确定违约金金额时，不要盯着合同交易金额来算30%。而要以你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30%来计算违约金，否则你有可能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3)而签署合同时，如果你担心对方会违约，建议尽可能将违约金写高一些。因为如果真高了对方会让法院调，如果低了却无法再改。而且，由于在签订合同时谁也无法证明未来损失会是多少，所以从理论上讲，你将违约金写得再大，对方都无法证明有错。

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

汇丰公司与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签订《协议书》和《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约定的违约金是总工程款的百分之三，《协议书》约定了双倍违约金条款。后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违约，致诉，合同双方就违约金数额发生争议。

裁判摘要

【案号：最高院(2011)民再申字第84号】：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人民法院能否予以调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在合同法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没有明确的标准，一审法院审理时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案情在法律的范畴内作出判决系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该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前述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但从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一般可以认定为过高来看，违约金的性质仍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以严厉惩罚违约方为目的。过高的违约金约定可能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调整。

关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确认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根据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为确认的基础。对于前述规定中的“实际损失”，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本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汇丰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虽约定了双倍违约金条款，但相对于《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来看，违约金仅仅是总工程款的百分之三，并不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与涉案《协议书》虽有牵连关系，但毕竟是两份不同的合同，在确认因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违反涉案《协议书》给汇丰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时，不宜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基础进行计算。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约定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支付给汇丰公司156万余元，是因为《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未能实际履行。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前述156万余元款项既包含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对汇丰公司前期支出的赔偿，也包含终止合同后对汇丰公司的补偿。因此，汇丰公司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标准，确认违约金不高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机械办案的问题。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本案再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纵观全案情况，一审判决调整违约金数额为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迟延支付款项的百分之三十并非机械办案。一方面，一审判决生效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公布，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调整违约金在自由裁量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虽确实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但迟延付款1个多月后又履行了付款义务。迟延付款的数额不能直接认定为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考虑到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仅迟延付款1个多月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约定支付双倍违约金过高，按照迟延付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十计算违约金，实际上已经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及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的过错程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无错误之处。故再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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