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追忆的过往，不是远古，不是明清，而是“近古”的民国。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董桥的优秀散文，供大家欣赏。

董桥的优秀散文：文章似酒

春节前两天，收到伦郭书商寄来V.S.Pritchett的新文集A Man of Lettrs，灯下翻读，满心喜悦。我近年爱读Pritchett的文字，短篇小说固然醇美，散文小品更都有学有识有情，这次读他的书中自序，尤其倾倒。他慨叹英美文学传统中的“文人”过去深受敬重，而今世风变了，文人真笔真墨慢慢凋零，只剩最后寥寥几个在应景而已。他们大半没有风靡读者，不教书，也算不得是学人，只管给一些幸免关门的报刊写文章疗饥。这些人既不作兴辅陈高论，反而一心维护文化的静观价值。到了映象科技教条统领天下之际，难免又分外关怀文字的命运，相信朵斯托耶夫斯基“人生不沾艺术等如虚度”之说。传统文人下笔不能自休，每每在月刊季刊上一写洋洋几十页;今日文人福薄，所思所感只合化为几栏文字，多了人家嫌长：二次大战初期，英国纸张限量配给，有期刊请Pritchett撰文介绍通俗书，短短一千八百五十字，结果还是删去五十字。机缘如此，文人操觚便不得不借助引喻，讲求简洁;数十年训练下来，文章越练越短，终成风格!

我不难领会Pritchett这番心境，读后整个春节竟过得很踏实。等到初五，我又意外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来的《秋阳似酒》，那份喜悦也盈然注满心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爱读Pritchett，爱读刘大任，无非因为他们是真能在愚蠢的大时代里闪耀出智慧小火花的文人。当今文章粗糙浮浅成风，读到这些又绵密又隽永的作品，终于教人想起伦敦法学协会内殿中殿里天天早晚照料一百○二盏煤气灯的那位老头。伦敦城里听说还有一千四百盏煤气街灯，大都装上时间控制器自动燃熄，只有法学协会殿内这一百○二盏是靠那老头天黑之前一盏一盏的点、天亮之后又一盏一盏的熄的，每巡总要花上一个半钟头。时代那么新，方法那么旧，想来也是为了应景：刘大任这些文人总算寂寞了，说也堪惊!

董桥的优秀散文：最后，迷的是装帧

从前，我买过两本彼得兔盈掌小书，淡淡的水彩插图画得真漂亮。女作家Beatrix Potter会写又会画，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聪明，家道又丰沛，没有上过学堂，家教辅导下读书画画，一八九三年写给她的保姆的小儿子Noel的信说她不知道这封信该写些什么，只好讲四只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从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红透全世界英文读书界。她在湖区经营的庄园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几本动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里渡过童年不熟悉英文儿童文学。七十年代我常常在伦敦几家相熟的旧书店翻看儿童书，彼得兔之后是Lewis Carroll的艾丽思，是J.M.Barrie的彼得潘，是Kenneth Grahame的《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Hugh Lofting的《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A.A.Milne的小熊温尼。插图漂亮的我都买一两本玩玩，Arthur Rackham画的艾丽思和彼得潘买不起精装买平装;泡特画的彼得兔那时候也还不那么贵，还有Ernest Shepard的小熊温尼线条画。Baldur书店后门外斜坡上那几株树老板巴顿先生说是冷杉树，泡特给诺埃尔的信上讲明彼得兔跟兔妈妈住在冷杉树根里：“我从小梦想自己睡在那样一处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书商朋友一脸稚气。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顿说艾丽思偷看姐姐读的书发现书上没有插图没有对话：“...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她说。巴顿从此一生喜欢有插图有对白的书。天气热得艾丽思想睡，采雏菊编花环又太费手脚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顿从此一生喜欢小白兔、小树林，彼得兔不说，彼得潘肯辛顿公园里的小精灵也都在树丛里出没，他乐透了。

一九七六年，给小熊温尼画插图的画家Ernest Shepard去世了，那年刚巧是小熊温尼五十岁生日，旧书专家朋友威尔逊在The Book Bay买了一批儿童文学，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温尼故事书《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愿你喜欢舍巴特的插图，”他说。“我常常在想，没有这些插图，米尔恩的书会那么红吗?难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温尼总是悻悻然说'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请他跟我的老朋友李侬Leonora在罗素广场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那天，李侬跟威尔逊买了四张小熊温尼插图复制本，小小四张画分开四格镶在一个小镜框里，写明是《The House At Pooh Corner》的插图。那一阵子威尔逊刚给李侬陆续找到舍巴特的两本自传，一九五七年的《Drawn from Memory》和一九六二年的《Drawn from Life》。“小熊温尼图文结缘结得那么好，原作者米尔恩跟画插图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侬深邃的眼神荡起一丝迷惘。

是E.V.Lucas推荐舍巴特替米尔恩的诗文画插图，听说米尔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个“perfectly hopeless”的画家，后来画开了慢慢看出画里的线条的确老练，还说他将来死了要请舍巴特装饰墓碑!E.V.Lucas是书虫，他编的蓝姆兄妹书信集我迷蓝姆的时期读了;他的自传《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 》也很好看。他学问博杂，在Brighton一家书店做事读书读得渊博了，下笔快，著述多，编书也多，在《 笨拙周刊 》Punch做过几年编辑。

“Winnie-the-Pooh”的温尼原来是伦敦动物园一头加拿大黑熊;Pooh是公园一只天鹅的名字，米尔恩的儿子Christopher Robin合二为一给小熊起名“小熊温尼普”。舍巴特笔下的小熊倒是用了他儿子Graham的玩偶小熊做蓝本。插图家从小跟外公学画，又是Royal Academy School的高材生，油画功力深，画线条插图有骨有肉，作品都在《笨拙》发表，生平画的唯一一幅小熊温尼油画二○○○年在伦敦拍卖会上卖了二十八万多美金。他画《柳林风声》的两幅彩色插图真迹去年也卖了三万多英镑。早年我在伦敦Paul Minet的书店里看到一张舍巴特小熊温尼的原画，价钱不太贵：“不要买这些，”他说，“该买四本小熊温尼的初版本，皮面精装的初版最值得藏!

”

找齐四本不容易。买齐四本也太贵太贵了。我只有一本《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 》，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印刷的豪华初版，红皮烫金，品相极好。这本书的初版分三种形式传世：精装初版的封皮有红皮蓝皮两款;第二种是布面硬皮初版;第三种作者米尔恩和画家舍巴特都签了名，只签三百五十本，我缘悭一藏。

集藏旧书的癖好真是有因有果，R.M.Williamson的《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说，书痴先是只买要读的书，继而搜买想读的书，再则立心读遍存书，最后捧回家的全是些装帧美丽的老书，就算读不懂书中的绝种文字也硬要买来玩赏：“...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我想我快进入第四期书痴了。

董桥的优秀散文：我的初版

下午六点钟斜阳金色的余晖染黄了层层山峦，Richmond Road斑斑斓斓尽是紫红的光影，家家花园里蟋蟀和雨蛙琅琅齐鸣。路上阒无一人，空空荡荡像个落了幕的舞台，微风过处，茉莉花的香气馨幽缠绵。这条半英里长的路上住了许多银行经理企业董事达官贵人，他们五点钟都回家了，有的在跟家人聊天，有的在洗澡换衣服。再过半小时这条富贵之路又会渐渐热闹起来，Ian Fleming说那是牙买加最体面的一条街，是牙买加的纽约Park Avenue，是牙买加的伦敦Kensington Palace Gardens。

一九六四年年底我在越南西贡渡假期间追读○○七小说《Dr No》，天天睡了午觉洗了澡在花园里白兰树下一边吃下午茶一边细细观赏这位英国作家的文采，围墙外偶尔传来零星的车声人语，太阳斜斜拉长杨桃树影的时候，邻家隐然响起查尔斯的钢琴声，起先是轻灵的小调，继而是错杂的旋律，等到紫红色的光影洒满花园，琴键上忽然掀起风雨掀起海啸掀起少年维特的不平。小说是他借给我看的，他说Richmond Road有点像我们住的这条街，只是茉莉花的香气换了晚香玉的夜韵。

那年，○○七小说的作家Fleming去世，才五十六岁。英国报刊上说他烟酒过度，说他写了十三部畅销小说卖了四千万本依然是个厚道而寂寞的人。他读伊顿公学，任职外交部，也在路透社和《 泰晤士报 》做过事，二战时期进英国海军部当情报官私人助理。早年作品在伊顿学Cyril Connolly主编的《Horizon》发表，一九五三年写第一部Bond novel《Casino Royale》，一九五五年出版第三部《Moonraker》才成大名，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追读。一九六二年第一部拍成电影的《 Dr No 》是他一九五八年写的第六本○○七小说。

我喜欢《Dr No》里写的牙买加，七十年代在伦敦旧书店遇见过一本一九六五年的《Ian Fleming Introduces Jamaica》，他只写了一篇长长的前言，彩色照片很迷人，索价很贵，我舍不得买，站在书架前读完那篇《Introduction》。我的书商老朋友James Wilson是○○七迷，他认识那位写Fleming传记的John Pearson，说了一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Pearson还写过一部《James Bo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扎扎实实搜集大量材料证明○○七确有其人，Fleming为了保护他的谍报活动才把他的事迹写成醇酒玫瑰飞车斗智的奇情小说：“苏联国安会后来摸出几条线索钉住英国的三两个情报人员，”威尔逊越说越兴奋。“Pearson私下说那一阵子听闻唐宁街十号都有点紧张!”

这位博学的书商借给我看的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我追着读了三个冬夜，英国学者作家Kingsley Amis写的，写他读○○七小说的随想，征引巧妙，铺陈老练，宋淇先生也称赞，说他写《红楼梦》随笔的时候心里常常想着这本书!我在英国那几年艾米思早不在剑桥教书了，我读他的《Ending Up》和《Jake’s Thing》，写老年境况，写中年阳痿，大学问，大感悟。他的成名小说《Lucky Jim》写学院里的激进讲师，都说是典型的“愤怒青年”之作，我讨厌愤怒，读了半本没有读下去。《The James Bond Dossier》之外，艾米思还用笔名Robert Markham写另一本探讨○○七小说的《Colonel Sun》，我翻过，懒得推敲了。

英国人Christopher Bailey在中环太子大厦开了一家Picture This新店，卖老地图老版画老电影海报，还有两三架子的老英文书，不少初版绝版的惊喜，○○七小说尤其多，艾米思那两本随笔也在。我看到一本《Dr No》一九五八年初版，摩洛哥黑色皮革装帧，书脊压红签烫金字，古典得要命。我顺手翻翻第一章第一页，四十多年前西贡白兰花的香气隐隐约约飘了回来：“Punctually at six o’clock the sun set with a last yellow flash behind the Blue Mountains...”书很贵，我要了。那本《The James Bond Dossier》也是初版本，从封面到封底保养如新，我不忍心不要。

人越老买书读书越是一套怀旧的行为。Ian Fleming有个哥哥Peter Fleming一九三六年出过一部《News from Tartary》，写北京到克什米尔之旅，桑简流老先生跟我在BBC做节目提过好几次，我在图书馆里也读了好几个章节，Picture This竟然有一部三六年第五次印刷版，不贵，我买来补读。金装红布封面烫了三个漂亮的颜体毛笔字“傅勒铭”。那是Fleming的中文译音，比“弗莱明”雅驯多了;弟弟Ian我猜桑简流一定情愿译为“傅易安”!傅家满园书香飘着弟弟傅易安的幢幢谍影，他的○○七小说矜贵也就矜贵在他笔下英国名士的节操气魄，情欲加计谋的五星级游戏中时刻不脱傲慢与偏见的传统阶级意识，连男主角考究的衣着说穿了也是皮里的春秋。西方文评家评他的小说爱说“glossy excitement”，爱说“sheer inventiveness”，那也隐藏着肯辛顿御花园的千朵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