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他的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为当代中文书写另辟蹊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董桥的散文作品，供大家欣赏。

董桥的散文作品：信如心细

现代人谋生艰难，生活紧张，不重礼数，写信的习惯与艺术日渐式微。近年电脑可搭通e-mail，公事私事互传三言两语，聊胜电话闹人，算是好事。传真机也管用，与朋友通信免却写信封、贴邮票、投邮筒的烦琐程序，几秒钟内对方就收到读到了，实在可喜。我的科技知识只到这一层，再複杂就讨厌了。更讨厌是收到一些印刷的书信，填上尊姓大名要你「钧鉴」，连下款都是签名橡皮图章。人情沦落到这一步，果然滑稽。大学问家Edmund Wilson原来竟也相当矫情，他也印了一批固定形式的短简，列明二十来种不便遵命的事情，视人家来信的要求，用钩形符号标出适用的一句，断然「砰」上大门，让人碰一鼻子灰。“Edmund Wilson regret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read manuscripts， write articles or books to order...” 除了不克遵嘱审阅稿件、应题撰文著书，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还包括写序文前言(write forwards or introductions)，编辑工作(do any kind of editorial work)，文学评审(judge literary contests)，接受访问(give interviews)，讲学(deliver lectures)，广播或上电视(broadcast or appear on television)，回答问卷(answer questionnaires)，出卖原稿(contribute manuscripts for sales)，送书给图书馆(donate copies of his books to libraries)，提供个人资料(supply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himself)等等。他不想做的事情都可以理解，用这样的印刷品方式去拒绝却不礼貌，也嫌嚣张。写两句话婉谢一定得体得多。

前夜翻出两封陈寅恪书信影印本，是当年余英时生先寄给我的，一封写给吴雨僧，一封写给刘永济。信是工整的毛笔字，写在八行笺上。吴雨僧要先去武汉看刘永济，然后南下广州看陈先生。陈先生心细如尘，信上交代吴雨僧到了广州火车站怎么僱三轮车到中山大学，「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又说要代他觅住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餐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陈先生还叮咛他天黑到广州交通不便;最后说「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信是六一年八月四日写的。到了八月八日，陈先生还是不放心，写信到武汉给刘永济，要他转告吴雨僧，南下前二三日先电报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者友人以小汽车迎接。他说：「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陈先生应付生活上的小节像他治学著述那样细心，实在教人惊喜。他对朋友付出了这样的深情，交通膳宿样样牵挂，难怪他的诗词也写得那么动人。都说才子要效名士派之不拘小节，其实大谬。真才子一笔不苟，大事小事总是处理得光光鲜鲜的。

董桥的散文作品：哭吧，王蒙!

王蒙在八月号《读书》杂志上发表《美丽围巾的启示》，说明珠台电视播放广告的时段，经常插播一个短片：画面是陈旧的城市，字幕是「一九四八年，上海」。一个中国小女孩手拿着糖稀吹成的凤凰图案向一个白人小男孩挥手。两个孩子一起游玩，一起吃糖稀玩具甜品。他们撑着木船，两岸风光怡人。长长的铁轨上有孤独无依的情调。小女孩捂着嘴咳嗽。男孩子连忙解下漂亮的围巾围在女孩的脖颈上。接着画面是崭新的城市，字幕写明是今天的上海。一个白人老头子满脸风霜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同样饱经沧桑的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显得纯朴优雅，身边带着一个小女孩，年龄跟她一九四八年的时候差不多。她的目光跟老头子的目光相遇了。「是微笑还是伤悲?是矜持还是超然?」她从口袋里拿出完好如新的绒毛围巾给身边的小女孩围上了。外国老头子(「英国──该是英国吧」)看到了那条围巾潸然泪下，脸上同时绽出欣慰的笑容。小女孩说了一声「拜拜」。这是唯一的台词，抒情的钢琴小品乐曲却贯穿全片。这时，荧光屏上出现字幕：“The beautiful things in life never change"(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远不变)。王蒙为这一两分钟的短片感动得沧然泪下。他说起初以为是英国围巾的广告片，居然那么精练、完美、动人，「一句话没说却饱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后来听说是香港政府的教育片、宣传片，觉得「相当沮丧」。他於是想到意识形态：一九四八年阴郁的画面也许是国际资本主义失去中国的悲伤;白人男孩给中国女孩围巾也许是表达殖民者对土著的恩惠;永远不变的美好事物也许象徵英国人居高临下的怜悯和爱惜;一九四八年到现在的跨度也许是对中国的历程的不怀好意的悲鸣乃至诅咒;悲怆的情调也许是「九七」日落的輓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王蒙借这个短片阐释他对艺术与商业与政治的观点：「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不仅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商务、艺术、道德，与人的本性间的冲突，又看到他们相互交通、相互激励、相互补充与整合的可能呢?」王蒙的企盼是对的。政治、商务、艺术、道德，天生都具有任人阐释的无限空间;阐释既可以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也可以无限上纲，无限上线。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可以「提到政治原则性的高度」去批判或歌颂，也可以用文学理论去肯定或否定它标举民族形式与风格的价值，更可以结合两种或多种角度去探讨赵树理遵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程度和忠於艺术的分寸，当然还可以只当小说阅读和感动，别的都不管。可是，谁都不可以把赵树理整死斗死。王蒙觉得电视上那个短片动人，则王蒙有权沧然而泪下。

董桥的散文作品：文字不可俗气

文字像人，有的俗气，有的不俗。偏见的人一口咬定畅销作品必是俗气，其实并不尽然。Edmund Wilson说：不少有品味的人都劝他认真看待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可是他始终觉得毛姆顶多是二流作家;他说毛姆在美国名望甚高，《人性枷锁》原稿居然奉献给国会图书馆庋藏，简直是文学之坠落，令人胃口大倒，无心写作。他说毛姆的文字越白越好(“Mr Maugham writes best when his language is plainest”)，作品流畅，饶有趣味，可惜始终是杂志货色(“but these stories are magazine commodities”)。毛姆小说故事铺陈生动，畅销多年，发了大财，严肃作家多不顺眼，总是说他庸俗。我觉得看毛姆文字来打好英文基础还不失为良策，起码故事引人入胜，不沉闷。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都在杂志上登小说，“to damn a story because it is a magazine story is absurd”，毛姆辩解说。

说文字俗，与文言白话无关;作者的胸襟和品味举足轻重。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自有历史与文学之价值，但论笔墨则有的地方清雅，有的地方俗气。「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这样的段落未必是文字俗气，可能是蝉纱轻衫不够庄重，也可能是比姬为张丽华显得平庸，又或许是说出人家指他们为神仙肉麻。另一段说：「鸳鸯湖上，烟雨楼高。逶迤而东，则竹亭园半在湖内，然环城四面，名园胜寺，夹浅渚层溪而潋滟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这的确是高洁得多了。自己的儿女私情恐怕真是不可随便描绘出来，怎么写格调都高不到哪里去。《浮生六记》也如此，幸好悲剧成份够浓，芸娘又不是什么大美人，否则糟糕。

前几天看到萧乾新写的《昆明偶忆》，想到那里写到那里，文字像标致的村妇那样清爽，真是一点不俗气的文字了：「那时，收容我和小树叶的杨振声、沈从文两先生住在北门街。每放警报，我们就一道外逃去躲避。战时，死神随时可以光临。相对而言，在大后方要算踏实多了。我们都是从烽火中逃出来的。对於昆明这个大后方大都怀着感激之情。」我一向喜欢萧先生的文笔，早年当过记者毕竟不同，人情世事看得细，落墨写实，没有废话。他写的信也这样，短短的，要说的都说了，又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