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范文一：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文革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范文二：论人文社会科学在特色型大学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摘要：针对国内“行业特色型大学要不要发展文科”的分歧，论文指出，特色型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既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色型大学的办学特色，有利于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型大学;地位;作用

所谓特色型大学，亦称行业特色型大学，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门性技术人才的需要，中国借鉴苏联的办学模式，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众多的行业部门管理的单科性高等学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改革和发展，这些行业部门所属的高校为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自身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了拓展，但行业特色的特点鲜明，学科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与该行业相关的较为集中的学科专业体系，如以农学、林学、水利、地学、冶金、建筑、电力、地质、石油等某一学科门类为主。

进入新世纪以来，强化特色意识，重视特色建设，培育办学特色，走特色型大学建设之路，已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众多行业性高校的战略抉择。同时，在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推动下，这些特色型大学相继成立了涉及人文、经济、管理等学科的学院(或系);设置相关专业发展相关学科，使得文科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而形成了一批以特色学科为主的综合性或多科性大学。但是，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些行业特色型大学普遍受到了更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学的挑战和挤压。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一些学校的管理层、也包括一些学者，对行业特色型大学要不要发展文科、如何发展文科产生了分歧。如有人认为，学校发展的竞争激烈，而资源有限，应集中精力，巩固发展已有特色，不要再铺摊子发展文科，分散力量;有人认为办大学文科不能没有，但不必过多投入力量，作为工科特色的扶衬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当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培养个性和谐、人格完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些分歧，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大学发展策略的不同选择和认识，核心是对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因此，从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出发，探讨特色型大学建设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特色型大学的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什么是大学，从字面上理解，大者，广大悉备也;学者，融会贯通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科门类齐全，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综合程度高。在英文中，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的词根univer，意思就是普遍，元无所不包，与广袤无垠的宇宙universe词根相同，这说明广包天下的学问和人才、奇才、怪才的普遍主义的精神气质应是大学有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实际上，大学应是综合大学的简称，单一学院不是大学，而是college。只有理工方面的学科或理工方面的学科很强，而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很弱，都很难称之为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文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工科大学设置的人文社会学科，也提供了佐证。

从特色的词源学来分析，所谓特色就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格外突出的风格和特点。特色是一个关系范畴，是相对于其他的参照物而存在的，任何事物的特色都是在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才得以彰显。只有独具的、其他事物所不可替代的特征才能称得上特色。因此，考察特色的内涵，离不开这一对关系范畴：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是一对哲学范畴，必须从哲学的视野加以审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个性蕴涵共性，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基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的存在必须以个性为基础，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差异是共性发展的条件，个性互补是共性增强的需要。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个性的发展是绝对的，共性要求是相对的。这就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辩证法和精髓，也是特色型大学建设的哲学理论依据。由此可知，特色是建立在事物的普遍性基础之上的特殊性，是同类事物在共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自身独特而优质的个性。特色型大学也是建立在对大学一般职能和普遍规律的把握之上的，无论何种高等教育机构，都具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共同特征，只是由于各自历史、传统、发展特点和优势的不同而形成各自鲜明的个性。

因此，创建特色型大学绝不能离开大学教育的最一般性、普遍性规律而去另搞一套标新立异的东西，不能偏离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培育办学特色首先要遵循大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和一般属性，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基本职能，而不可急功近利。不去下力气搞好基本建设，而是去寄希望于搞一两个特色项目提升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竞争力，这就偏离了特色建设的正确方向。特色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遵循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大学才能根据自身定位，选择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指导思想，依据自己的历史积淀并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办学优势，形成鲜明个性。当然，特色建设也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全地超高标准建设，而应该有选择性、有战略性地建设，在坚持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选好切入点，重点突破，才有可能形成自身鲜明的办学特色 [1]。因此，特色型大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借鉴高等教育的共同规律，又要把握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所在，摆脱理工学科附属品的地位，不能办成综合性大学文科的翻版 [2]。必须从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出发，充分利用信息与资源，通过课程结构的调整，瞄准各学科之间的结合点，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打开局面，办出具有理工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办学特色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彼此渗透融合，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包含着目的、意义等价值因素，科学研究与技术的开发应用需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介入;同时，科学技术日益贯通全部人类文化和生活，日益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科学史研究也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客观上依赖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指导，行业特色型高校要有一流的办学观念、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离不开高水平文科的支撑;没有人文社会学科丰沛的学术滋养，其他学科就有沦为技术化、工具化的可能性，最终也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正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红红校长所言，“特色型大学的特色和优势的强化需要依托学校办学综合条件和综合水平，建设特色型大学要立足于从系统上考虑学校办学问题。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优良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氛围、广泛的校外合作等都是学校保持或达到高水平的必要因素，也是形成特色和优势的基础。”[3]因此，特色型大学建设要重视学校的各学科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学校办学综合水平。

可能有人认为，单纯的行业特色型也能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在20世纪上半叶或许还能成立，然而当今世界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人本主义的兴起，环境危机的加剧和人对自身的重新思索改变了大学成长的环境。“如果只设有工科专业，没有较强的理科和文科作为支撑，其理论基础必然不强;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也很难形成气候，缺乏学科发展的环境与氛围。这就必然不利于提高综合研究能力，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不利于培养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人才与复合型人才。”[4]当今中国各类大学都把人文学科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原因就在于此。“没有文科照样办大学”的观念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清华大学的蔡曙山先生曾将中国工科院校文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5]第一阶段是建国初至“文革”时期，其办学理念是“没有文科照样办大学”;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没有文科办不成(综合性)大学”是这一阶段的办学理念;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其办学理念是“没有文科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可以看出，学校发展目标越高，文科建设也就越重要。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理工科院校必须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只有将“理、工、文”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以工为主，理、工、文相互渗透”的多学科发展模式，才能使高校学科建设健康发展，使优势学科更加突出。考察当前世界和国内著名高校，有两个规律十分明显：

一是一流大学都不是单一学科的大学，而是多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的大学。多学科建设为大学总体实力的提升，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二是这些一流大学，都毫无例外的具有一流的或者至少是高水平的文科。例如，在美国，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曾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虽然都是以工程科学或自然科学见长，但其同样具有世界一流的文科，被公认为理工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典范，其理工文管相得益彰，凸显出独特的办学魅力。就国内而言，以工科见长的华中科技大学能拥有如今的综合实力和在国内高校中的较高地位，也是与其高水平的文科实力分不开的。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曾说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高水平文科的支撑。” 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也认为，发展特色型大学，不是简单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而是在综合基础上的提高和深化，在综合的基础上凸显行业特色 [6]。总之，一流大学或者高水平特色大学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必须有一流的或者高水平的学科，其中就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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