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trap) 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44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产业竞争力蓝皮书》中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像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 些 国 家 仍 然 徘 徊 在 人 均 GDP3000 ～ 5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替代“拉美化”，成为对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最新解读，至今在这些国家仍见不到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希望。东南亚一些国家目前也面临一些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这使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相信，拉美发展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10 年，随着中国人均 GDP 超过 4000美元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担忧，我国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学者们对于中国是否可能陷入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担心和讨论，使得这一论题成为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就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观点做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定义

在国际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跨国机构率先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研究。世界银行在 2006 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将“中等收入陷阱”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中，指的是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因经济、政治、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因素使其发展水平处于长期停滞徘徊的均衡状态。在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看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各国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实际驾驭得了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

此后，世界银行在 2007 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也提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以前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结果，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在几十年中，它们仍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和中东是最好的例证”。

2010 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复苏，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进一步阐述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通过转变过度密集的中间产业发展来加快结构调整，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将是不容易的。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一些经济体相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它们力图通过大规模和低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中，它们至今不能提升其价值链”。

大野健一( Kenichi Ohno) 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从图 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但是大野健一认为，不是所有国家的产业升级都会如此完美，许多国家由于在阶段 0 时接受的 FDI 太少而停滞在此阶段，有的国家例如现在的越南，甚至在进入阶段 1 之后很难进入阶段 2。而有的国家，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由于无法提升其人力资本，就无法突破无形的“玻璃天花板”，从而徘徊在阶段 2 向阶段 3 的过渡中。拉美国家虽然在 20 世纪就达到了较高的收入，但是现在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大野健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并且仅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给出定义和理解。

在我国，随着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阐释。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角度，郑秉文教授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 GDP 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滞留在下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但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这一认识与世界银行的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

张平和王宏淼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高或中等偏上收入区间以后，会面临比之前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如同一个人落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他们认为，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是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从改变经济增长机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角度，王一鸣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万美元。”

从社会现象角度，曾峥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城市化进程受阻、产业升级艰难以及金融体系脆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社会矛盾频出，从而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马岩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国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 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时期。”同时，周学在其《经济大循环理论》一书中，也采用了这一概念。

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与争议

关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学者们的看法见仁见智。2010 年 7 月《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 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基本特征：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和金融体系脆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 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 、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高伟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概括为： 收入差距过大;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 金融体系脆弱; 劳动力转移困难;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可见，学者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般规律还是国别个案? 2007 年以来，世界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日趋激烈，观点纷呈。目前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般规律，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例如，胡鞍钢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是经济社会重要转型期;第三阶段是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阶段。而第二阶段即社会转型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顺利进入第三阶段;如果转型不成功，则经济会停滞不前;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还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起飞的那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同时也称为‘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频发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过程。”龚小夏认为：“美国内部的制度因素似乎是这个国家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为重要的原因。”并且，其他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不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高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较好的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能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陈江生认为，只要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高盛银行资产管理总裁吉姆·奥尼尔则表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政策非常“周到”，像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它们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强大的领导能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拉美和中东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已经到达了中等收入水平。例如阿根廷，在 1964 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 1000 美元，在 90年代末上升到了 8000 多美元，但 2002 年又下降到 2000 多美元，2008 年又回升到 8236美元。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尽管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却一直没能跨越 1 万美元的门槛，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的阶段，被世界研究机构和学者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之后经济发展受阻，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被国际公认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因此，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集中爆发，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又因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采取的发展政策不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方式和时间都有不同。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走出经济徘徊停滞的“陷阱”的一个必要前提。

( 2)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说。在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的理论和文献很多。但是，最近提出的一个国家如何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研究文献却不是很多，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理论体系有待问世。

首先，从经典发展经济学角度，国内外学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的。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指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向“成熟”推进阶段的过程大约要 60 年左右。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看，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国内学者高伟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归纳，提出了四阶段理论，即吸引外资、工业聚集、技术吸收和创造四个阶段。并且他认为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从目前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对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后，从微观角度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中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 并且针对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即马尔萨斯均衡、工业革命理论、卡尔多经典事实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分叉四个阶段; 同时提出在工业革命后期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人力资本是后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最后，世界银行从经济增长角度，在《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提出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将经历三种转变： 第一，产品的多样化将会减缓并发生逆转，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和就业将越来越专业化; 第二，投资的重要性下降，创新加速; 第三，教育制度将从增加工人技巧、适应新技术，转向使工人能够自己设计新产品和新流程。上述转变将是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继续前进、成功进行战略转变时的表现。

( 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评价标准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高收入国家 ( 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 ( 地区) 和低收入国家( 地区) 。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 995 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 ～ 12195 美元，高收入为 1219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偏下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996 ～ 3945 美元，偏上中等收入的标准是 3946 ～ 12195 美元。

一些学者认为，不能仅仅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评判，也不能仅看一两项指标，而应看到它的“综合指数”，包括人口发展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和生态化程度指标等。仅凭“中等收入”这一数据，不足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徐康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让人很难明白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容易落入所谓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提法是从世界银行开始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是由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范围过于宽泛，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相差十倍以上，如果“陷阱”的边界不明确，其含义就已经失去了意义。

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普洛伊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中国在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克服经济前进中的各种发展性问题，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影响着一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期，同时也能够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

1.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关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研究机构和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温家宝总理早就提出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学者们的研究则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归纳如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较小或几近不存在。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认为，中国政府很有远见，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会有很好的前景。林毅夫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对于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中国，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认为，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但同时他又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结构失衡和扭曲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可持续增长面临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应该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

蓝庆新认为，中国今后五年内还是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他认为，由于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价上涨，政府采取抑制物价的措施可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一定的衰退，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会在“两难”中进行。同时，王一鸣认为，中国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挑战： 一是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二是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三是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四是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五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六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七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还有的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进程中国将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调整期。例如苏海南认为，中国如果今后能够较长时期大体保持年均 7% ～8% 的增速，那么到第 14 个五年规划后期即2024 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是从现阶段到 2015 年，中国可能出现一个调整期。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只是单纯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没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2. 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歧见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国内外学者和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如何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众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国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和日韩等经济体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关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目前受到更多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蔡昉教授认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本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国外学者通过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对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野健一通过研究得出，越南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自由化经济和大量的外部购买力所驱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调整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南需要创造更多的内部价值继续保持增长，从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目前越南经济增长不可能使其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除非制定新的政策激活该国的生产能力。一种新型的领导能力成为越南产业政策制定的关键切入口，即直接服务高层的技术团队和战略联盟与国际合作伙伴。

胡永泰( Wing Thye Woo) 通过对马来西亚经济的研究，提出了重新启动知识型经济增长，即微观价格、有效的框架机构和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微观价格是指政府大幅度降低干扰定价机制，撤回具有垄断地位的政府相关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家庭的政治家。联邦和州的采购系统应为公开招标系统。定价机制应该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源分配并不是一个政治工具的租赁。有效的框架机构即改革关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治理框架。具体来说，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必须探讨适合的政策，例如分散经济决策权和建立反腐败机构。宏观经济平衡的权利是指宏观经济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财政收支平衡和平衡预算的优先投资外部平衡。

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对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日韩国家的对比研究，总结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结论。王一鸣选取经济增长稳定性、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和对外依赖六个方面，对被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与阿根廷进行了对比，得出了拉美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五个原因，即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和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他认为，日韩成功跨越的最根本原因是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是也存在其他一些看法。例如，郑秉文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步入高收入的东亚“四小龙”进行对比，对中国经济 30 年改革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中国经济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以及三次跨越。他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因而他提出了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组合。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总结了拉美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经验教训，提出拉美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换良机，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宏观经济政策偏差放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国家干预作用过于极端。而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成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起点和突破点; 韩国的成功经验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

四、结论与思考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多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收入分配等方面。本文认为，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使得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如何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结合本文中对于文献的论述，我们提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认识。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简单等同于收入分配恶化。“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从而使经济停滞。首先，随着原材料、资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原有的低成本和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消失; 其次，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两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变得极其不稳定; 最后，中国30 年的改革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正在消失，与此同时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形成了很大的阻力。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等。中国将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联系，以发展求稳定，同时稳定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从而忽略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一味地通过保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从不均衡到实现均衡发展的状态和过程。这意味着，要打破现有的制度固化，正确认识和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总体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缩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