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是办好教育的关键性人物。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仅供参考。

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一)：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共有1318名同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奋力拼搏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你们的老师、辛勤培育你们的家人和一路支持你们的亲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这个场合，给大家讲点什么。大家知道，在过去几次毕业典礼上，我曾经讲过理想、担当、良知、敬畏等这样一些关于价值信念的话题，勉励同学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和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肩负起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重任。这既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选择与坚持。前不久，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书名叫《Outliers》，书的内容与去年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很吻合，我就买了下来，在回北京的路上很快读完了。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机遇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示，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要怨天尤人。这本书讲到加拿大冰球国家队的故事，作者发现在这些国家队选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1、2月份，很少有在年底出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冰球运动狂热的国家，教练们会挑选9到10岁的小选手组成“巡回赛小组”，而分组的时间界线恰好是1月1日，换句话说，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一组。对10来岁的孩子来说，几个月的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些大月份出生的小孩发育更成熟，更容易在同组竞争中胜出。而一个小选手一旦被选中，他将拥有更好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参加更多的比赛。久而久之，这些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就进入到国家队。大月份出生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幸运地获得了那些微小的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把这些机会累积成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国家队选手。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冰球运动中，在美国的棒球运动、欧洲的足球运动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告诉我们，每件事情的起步阶段都很重要，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不要因为是刚开始就不认真去做。同学们，你们离开学校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积累未来发展优势的那个机会。希望大家迈好这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决不要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是要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大家在学校时有不少观看高水平演出的机会。当我们陶醉于婉转悠扬的乐曲时，经常会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并可能会将此归功于他们的非凡天赋。《Outliers》这本书却讲了另外一个发现：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从5岁左右开始学琴，到20岁时，那些具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潜质的学生都至少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被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小时，而那些被认为将来只能成为一名音乐辅导老师的学生只练习了4000小时。这就是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如果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准，他(她)的练习时间通常需要超过10000小时。这个法则也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人士身上。

比如，比尔•盖茨就几乎把自己的青少年时光都用在了计算机程序开发上。从1968年他上七年级开始，到大二退学创办微软公司，这期间盖茨持续编程有7年时间，远远超过10000小时，据说当时世界上有盖茨这样经历的人不超过50个。因此，当1975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时代的黎明时刻，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拥抱第一缕曙光的人，自然非“盖茨”们莫属。前不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来清华演讲，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放弃”。我们的古人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你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获得与众不同的感悟和洞察，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了你的面前，也很难能把握住。所以，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坚持、持续的投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点体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去年下半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清华有一个对话活动。当被问到“在过去3年中哪些是你做的最困难的决策”时，库克回答说，最难的是“决定不做什么”。因为苹果公司有太多伟大的、令人兴奋的想法。他又被问到，是不是要从好的想法中选择最好的想法，去掉次好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库克说，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想法，但苹果公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同学们，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优秀的人而言，选择更是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天你们走向社会，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诱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挫折。每当这时候，你都是在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都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众福祉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是自己从很多人、很多事中得到的三点感悟。当然，即使大家做到了这三点，也未必一定能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刚才童之磊校友就讲到他从2000年创业至今，所经历的多次挫折和失败。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了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勇于舍弃，你们就会从自己的每一次经历中收获对成功与失败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候，世界依然属于你，创造精彩人生的空间依然为你敞开。正如敬爱的朱镕基学长在纪念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时，对清华同学们讲的那样，“要大胆地试，不要怕失败;你们还年轻，失败了也无所谓”。

谢谢大家!

大学校长离职讲话(二)：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