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中，贷款业务所占的比重最大，也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获取利润的主要渠道。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形式下，防范信贷风险依然十分必要。接下来请欣赏小编给大家网络收集整理的信贷风险的主要现状。

信贷风险的主要现状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强准入管理。在授信环节，做到科学核定总量、明确区分种类、严格遵循权限;在用信环节，做到深入调查、详细审查、充分审议、严格审批，提出行之有效的限制条件和管理措施;在审查环节，探索建立独立审查制度、审查合议制度、审查咨询制度以及审查监理制度。对正常贷款，以加强维护和深度开发为主，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信用便利;对关注贷款，密切关注不利因素的变动趋势，确保担保的有效性和充足性，抓住客户资产变现、对外融资、改制重组、经营改善等时机相机退出;对可疑贷款，果断、依法强制清收。

2、加强预警监控。风险预警是防范信贷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良好的预警机制，可以前移风险关口，达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效果。要实现“多渠道”预警，创新信贷风险监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信贷管理系统、专业统计报表以及各类媒体获取风险信息和数据，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形成“多角度观察、多方面分析、多渠道传递”的工作局面。要实现“零距离”预警，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监测指标体系，提高监测的真实性、时效性、准确性。

3、加快信贷调整。市场经营条件下常盛不衰的企业不多，有前瞻性地加大信贷退出力度，才能有效防止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在客户退出上，要切实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事实风险退出向潜在风险退出转变。前移风险关口，动态跟踪各类贷款迁徙变化趋势，提高对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二是由被动性退出向主动性退出转变。统筹规划，尽早打算，通过催收、核销、审批控制等手段，主动压缩规模小、效益低、前景差、风险高的企业贷款余额。三是由战术性退出向战略性退出转变。信贷结构调整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掌控好节奏和力度，防止在退出中形成不良。

4、加强贷后管理。贷后管理就是要不断发现营销机会和客户风险预警信号，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并付诸行动。要建立贷后管理考核体系，把客户检查过程、信息分析过程、预警预报过程、客户退出过程等纳入信贷工作整体考核范畴，针对每个管理环节和要素制定考核标准和依据，促使贷后管理人员经常、自觉、深入地实施贷后管理，让概念化的管理具体化。要建立差别化的风险监控制度，在密切监测风险变化的同时，做好对边缘贷款的动态跟踪和监测，制订完善的风险监控方案，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5、培育合规文化。要注重培育客户经理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始终不越思想道德这条“防护线”，始终不碰规章制度这条“警戒线”，始终不违犯法律这条“高压线”。要注重建立与合规文化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明确传递一种信息，即：奖励那些善于发现风险、揭示风险、规避风险的员工，惩罚那些违反贷款规则、制造贷款风险、不顾贷款风险的员工，切实在内部形成一种“不以效益为由简化贷款程序，不以发展为由变通规章制度，不以同业竞争为由放宽准入条件”的良好氛围。

信贷风险的道德风险

1)道德风险的概念

道德风险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签约后，在履行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有可能为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侵占他人的利益，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客观存在。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信贷业务，信贷业务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成为商业银行风险防范的研究重点。

2)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过程中道德风险层次及其表现形式

根据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管理体制和操作流程，道德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层次，并具体表现为:

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决策层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信贷的决策层主要是各级行的领导和信贷审批人员。在中国商业银行的产权体制下，进行信贷决策的个人大多不拥有与其职权相适应的产权，事实上并无足够的经济能力对决策结果负责，或者只负有微不足道的责任，而且在中国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机制下，决策人员对信贷所创造的风险和收益所承担的责权利也是不对等的，这是决策层存在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决策行为的非市场化，对高级管理层的约束力软化，对违规行为反应迟钝等等。

商业银行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的管理层主要指各级管理行的信贷业务管理人员。决策层的道德风险增加了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如表达意见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迎合上意"，利益目标短期化，在决策层对管理层的约束力软化的情况下，不同形式的越权经营，对下级违规行为反应麻木甚至默许，账外经营，操纵会计报表，人为调整统计数据，报喜不报忧等等。

商业银行经营层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的经营层是指信贷业务的直接经办人员。他们是信息的收集者，是微观信息量最丰富的层次，由于其获取的微观信息量最大，当管理层的监督不到位时，成为商业银行内部道德风险发生频率最高的层次。如工作人员利用制度漏洞，高素质人员利用电脑作案，信贷及不良资产管理人员删除不利信息或提供不实信息误导管理层等等。

3)中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产生道德风险行为的防范对策

由于中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的原因复杂，影响因素较多，因此，要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就必须内外部、制度和人及产生道德风险的各层次进行综合防范。

首先，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国内商业银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作为中国商业银行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政企不分的局面，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东作用仍然有限，产权不清、内部人控制等问题难以有效解决，股东大会及商业银行内部监督系统还无法实现对决策层和高级管理层的有效制约。必须真正建立起商业银行决策层以其自身权益对银行的经营效果负责，经营者直接承受经营失败的经济责任的管理体制，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的道德风险控制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其次，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将中国商业银行部门分散管理的风险管理方式变为流程管理和系统管理。根据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将风险控制分为业务流程的风险控制与管理流程的风险控制进行分别的研究与设计。要在既定的组织结构下，加强各部门内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有效控制各项管理工作及工作流程中的风险，从而充分发挥内部控制体系在道德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第三，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外部监督，可有效地降低商业银行内部道德风险。

充分发挥银监会及银行同业公会的作用，如建立金融从业人员信息库，对不适合担任商业银行高级管理职务的人员信息予以充分披露，提高商业银行获取人力资源信息的能力;要求各商业银行提高对违规经营责任人员处罚的透明度等等。同时也要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确保外部监督的及时有效。从而促使商业银行在进行高级管理人员任用时不仅仅限于银行监管部门的资格审查，而且从自身的风险控制角度自觉加强人事任用的审慎性，降低商业银行信贷过程中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第四，以法约束，加大对信贷人员从事道德风险行为的惩罚力度。

制订严格执行刚性的法律制度对防范银行信贷人员的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香港法例第201 章) 规定，银行信贷业务人员为本人或亲属接受客户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金钱、礼物、职位、服务、优待等利益，从而在处理信贷业务中给予优待，即为违法，其最高刑罚是入狱7 年及罚款港币50 万元，同时将招致最高7 年的禁止担任任何法团或公共机构管理人员职位或在任何专业中执业的处罚。通过严厉的刑罚，发挥了其在维护金融秩序中的巨大威慑作用，遏制了信贷业务人员的贪欲，使信贷业务人员不以身试法，防止了信贷业务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第五，塑造诚信企业文化，建立廉洁高效的信贷人员队伍。

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运作的核心模式和信念。健全的道德文化，是各级员工处理日常事务的决策基础。如果各级信贷业务人员都能自发地维持高的道德标准，则银行无须担心违法活动的发生。通过建立诚信企业文化，加强对信贷人员的诚信管理。要经常留意各级信贷人员的行为，及早发现问题;要通过不同的人与客户进行联络，防止其对信贷人员进行腐蚀;要通过内部投诉机制，举报各种舞弊行为;要针对员工的具体情况,安排周密的培训计划，如经常开展案例分析，以案说法等防范教育，使信贷从业人员认识到风险，加深其对法律、监管规定、道德标准的认识，提高其对道德两难问题的警觉性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