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 尚悲 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 悲情 ,体现为 哀而不伤,怨而不愤 ,近于 中和 之美。 尚悲 的 中和 之美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全文如下：

摘要：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将结合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施咏教授的观点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论据。

关键词：音乐 审美 阴柔偏向

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对这一命题深表认同，并结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思想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法律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关系”。笔者认为音乐是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被抽象出来的，而法律也是自然法逐渐发展的，音乐审美心理是一个长期的形成的过程，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帕斯卡尔说：“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与思想”，人类对音乐的认识、抽象、发展，无不依赖于自己的思想。所以笔者认为对音乐的审美心理与法的形成是有相同之处的。

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的先祖与西方人不同，我们的原始生活模式是采集式的，而西方人则是狩猎式的，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造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早期的心理差异。笔者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孟德斯鸠把自然法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根据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法的法则分别是：1.和平;2.寻找食物;3.人的自然爱慕;4.希望过社会生活。这是人类特有的品质。

由第一第二点看来，人类在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会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延长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进食。食物的来源直接影响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不过为何原始西方人普遍不“采集”而原始中国大多不“狩猎”，则是由于各自文明所处的地理差异和气候差异造成的。

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分析，气候差异导致人的差异。欧洲大陆地处北回归线至北极圈，较低纬度地区温度普遍偏低。寒冷地区的人因冷而蜷缩，进化出有力的心脏，在人格上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有较少的复仇的愿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任，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相反在闷热的地方，人因为热而困倦，导致心神萎靡。孟德斯鸠说：“如果向他提议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我想他是很难赞同的。他的软弱将要把失望放进他的心灵中去;他什么都要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虽然这样的结论实在有些绝对和片面，但这种类似“进化论”理论的科学根据，在对原始人类思想形成的研究中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气候的确可以影响人的体格和对受到刺激时的敏感度。

西方人尤其是北欧人拥有粗壮高大的体格，敏感度低适应能力好，而如非洲地区，尤其是中非内陆地区的人大多身材瘦小，对环境刺激敏感。在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中，产生了宗教、风俗、习惯，孟德斯鸠认为：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也有气候有关。因为即便没有赤道地区炎热，但东方人对外界刺激(心理刺激)的敏感度仍较西方人强，但因为气候造成的身体惰性导致精神惰性，使得人没有反抗精神，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孟德斯鸠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这一观点。他认为印度和暹罗人习惯了静止和虚无，认为静止是愉快的，运动是痛苦的，诞生于这种社会的佛教自然顺应了人们的性格，但同样也导致了无数的弊端，相反认为中国的立法者却明智，通过道德、宗教和法律促使人们“出世”，以推动社会运转。

在气候影响文明的同时，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古黄河流域，而后发展长江流域，西南地区，最后遍及整个中原。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多以平原和冲积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降雨丰沛，山脉也主要以丘陵为主，适宜耕种，因此长久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农耕文明。人生活在其中对土地产生强烈的依赖，他们并不关心所谓的“自由”而只需要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保证自己的现有的生活即可。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人注重“采集”的生存模式，以及求“安宁”的处世哲学，并且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构筑的天然屏障，使得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几乎不变的宗法制，并逐渐融入了血液和骨髓。在古代，中国人的“阴柔偏向”或许可以称作“自矜偏向”、“尚悲心理”或许可以称作“奴性心理”。不仅仅在音乐的审美中，在整个艺术的审美中，无不透射着出来。“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此句处于墨子之口，或许是个不恰当的例子。但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阴柔”的内含或许就是“惧怕改变”、“尚悲”的本质或许就是“无力改变”。更多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多数选择“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而屈原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式的人物也仅仅能吟唱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没能影响中国之后的几千年的历程。而卢梭“把生命献给真理”，在他死后西方世界便掀起了惊涛骇浪，从经济到文化开始腾飞。人们也总说，法国人尚悲，缪塞的情诗是总是给中国人解读成“小家碧玉”的相思。但是真正浸润在血液里的骨气和勇气确实无法改变的，有如荒原上的嫩芽，焦土里的新生。中国人的悲很快就能释然，因为在骨子里总有一个阿桂，何时国人能够悲得深沉，双眼喷火，目光如炬，中华民族才能启蒙，才能觉醒，才能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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