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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编辑职称论文发表篇一
王国维编辑思想梳理与研究
摘 要：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学术大家”、“新史学开山”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研究资料更是浩如烟海，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建树颇丰的编辑大家。王国维一生虽然短暂但成就斐然，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和卓越的学术研究中，编辑事业与之相伴相随。王国维一生与编辑事业结下不解之缘，通过自己丰富的编辑实践，显示出深邃的编辑思想。
关键词：王国维;编辑实践;编辑思想
王国维在短暂的51年生涯中，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的研究，著述60余种，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奠基人。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学术大家”，“新史学开山”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建树颇丰的编辑大家，他的一生中学术研究与编辑事业紧密相连。
一、王国维编辑实践梳理与研究
(一)校对《时务报》——王国维编辑生涯的起点
1898年2月，王国维离开家乡浙江海宁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充当校对兼书记，但校对工作事情琐碎且薪水有限。这使初涉社会，国学功底深厚而又胸怀大志的的王国维郁郁不得志。姚淦铭先生、徐国红先生等研究者都认为，正是王国维的这段抑郁不得志的工作经历，为王国维以后的编辑生涯打下了结实基础。
笔者认为，任《时务报》的校对的这段经历不仅使王国维熟悉了报纸编辑排版工作的整个流程，而且锻炼出了他过硬的校对功夫，使他初步具有了作为一个编辑所必备的细心与耐心以及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校对《时务报》的这段工作经历，可以说是王国维编辑生涯的起点。
(二)编译《农学报》——王国维编辑生涯的初次尝试
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设学农社，创办《农学报》。1900年罗振玉邀请王国维帮助他编译《农学报》。姚淦铭先生在其论著《论近代编辑家王国维》一文中提到：“王国维译介、编辑国外农学著作，荐于国人，数年中为‘中国第一个农学刊物’奉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心血”[1]。
笔者认为编译《农学报》的这段编辑经历对王国维本身的学术研究也许并无大的益处，但充实了王国维近代科学知识，开阔了王国维的学术视野，可以称作是王国维编辑生涯的初次完整尝试。
(三)改编《教育世界》——王国维编辑生涯的进一步发展
1901年罗振玉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教育类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创刊之初，其专载东西方教育译文，以供新办学堂使用。后经王国维完全接手后，对《教育世界》进行了全面改版。在主编《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不仅大量译介、著述日本与西方的教育理论及方法，如译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著《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与此同时，他还大量译著了西方哲学、伦理学的作品如《汗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遗传说》等。除此之外，他还探讨教育界现状，并且自撰文稿，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和意见如《论普及教育之根本方法(条陈学部)》等。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登了自己撰写的文学方面的作品，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等。笔者认为，改编《教育世界》杂志可以说是王国维编辑生涯的进一步发展。
(四)编辑《国学丛刊》——王国维编辑生涯的成熟时期
1911年2月，罗振玉有感于当时学术界新学未立，旧学已替的局面，为倡导国学，创办了《国学丛刊》，王国维又当仁不让地担当了主编的重任。《国学丛刊》是既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又具有较强时代气息的国学刊物。王国维对当时新出土的甲骨卜辞、汉代简牍、敦煌遗书等文物及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在《国学丛刊》第3期第3卷上率先登刊了罗振玉编印的《殷墟书契前编》八卷，这对于推动甲骨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王国维自己撰写的《清真先生遗事》一卷，对周邦彦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于1911年也刊于《国学丛刊》，这都说明了《国学丛刊》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编辑《学术丛编》——王国维编辑生涯的巅峰时期
1916年，王国维应英籍犹太人哈同之聘，前往哈同花园
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编，此时的王国维不仅有着以往编辑《农学报》、《教育世界》、《国学丛刊》丰富的办刊编辑经验，而且学术水平也已经达到一流。王国维许多令人折服的学术成就就是在《学术丛编》此刊物的编辑中做出的，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尤其是有关殷卜辞的研究，王国维被郭沫若称之为“新史学开山”，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在治史的过程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将史学研究与科学考据方法结合，这是一种科学的治史态度。笔者认为，王国维的这些学术研究不仅使《学术丛编》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准，而且也是其编辑生涯中的巅峰时期。
二、王国维具体编辑思想之微探
对于王国维的编辑思想研究，姚淦铭先生的《论近代编辑家王国维》和沈群先生的《王国维编辑思想述评》以及王振铎先生的《试论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与实践》中都有比较详细和系统的论述。笔者在这里从编辑学理论“编辑六艺”的角度出发，对王国维的编辑思想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王国维选题能够预见学术新潮流
王振铎先生认为，在选题策划上王国维善于选题，即“善自命题”。“善自命题”本是沈增植老人对王国维的一句笑谈，但却准确地指出了王国维在选题方面的特点。王国维治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王国维长于考据，但他与清代考据学者陷于“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
20世纪初，许多学者以介绍西方学问为新学，而王国维却认为“古来新学问大多都由于新发现”，他以发现的新材料形成新的学问。所以随着甲骨卜辞，汉代简牍，敦煌遗书，邙山明器，秦汉瓦当等文物的出土，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这些文物亟待开展深入研究。王国维身体力行地对这些新出土的文物展开研究，引导形成了新的学术研究潮流。王国维率先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其主编的《国学丛刊》、《学术丛编》等刊物上，这在是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
(二)王国维集稿具有“三无”的广阔视野
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了学术“三无”之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2]” “三无”思想不仅体现在王国维的治学实践中，而且贯穿于王国维编辑的众多刊物中。以王国维编辑的刊物《教育世界》为例，其编辑视野之广阔着实令人佩服。笔者个人觉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有用无用”思想的提出。《教育世界》是研究教育学的专业刊物，但王国维在集稿的过程中，大量刊出与教育关系甚远的哲学与文学方面的文稿。在王国维看来:“教育学实不过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即使在今天，王国维这种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仍然值得继续发扬光大。
(三)王国维审稿严格追求高水准的学术品位
王国维为保证其所编辑的刊物较高的学术水平，组稿和审稿十分严格。他编辑刊物许多文稿多是自己撰写。王国维在1916年2月28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谈起《学术丛编》征稿事宜说：“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勋(即张采田)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其审稿之严格，由此可见。
按王国维的说法“以学术为性命”。王国维以“纯粹之哲学”的理念为先导，希望闭门著书不求政治、实业上的眼前利益，而着眼于学术上的长远利益，坚持刊物的高水准的学术品位。但沈群先生认为“王国维坚持高层次的学术品位，可以理解并令人敬佩，但忽略了大众性，普及性，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欠缺”[3]。 笔者认为，沈群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是对王国维所编辑的期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王国维先生编辑的期刊主要是以学术期刊为主，学术期刊的特性，又决定其受众只能是小众群体，精英阅读。
(四)王国维文稿加工坚持求真务实的编辑态度
王国维在主编《学术丛编》时往往以一人之力策划稿件，遴选、撰作、编排、设计，工作任务量之大，工作之辛苦非常人所能胜任。即使如此，在《学术丛编》出版的两年内，期期以较高的学术价值闻名，且能保证准时出版。尤其在文本加工方面，王振铎先生认为：“王国维在编辑之‘术’上所下的功夫又细又深，难尽其详。仅从上述古籍编例中举其要者，就有搜罗异本，相互比勘，定其体制，校正讹误，编排目录，厘定次第，考订时代与作者，并序其源流。[3]”王国维工作态度之认真，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王国维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编辑态度一方面与他早年在《时务报》任校对的编辑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王国维的个人性格和学术修养有着不可分隔的密切联系。王国维性格内敛，遇事冷静、客观，善于把握事情的本质;此外，王国维早年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熏陶，使他更能沉下心来做编辑，做学问。
作为一个编辑家王国维依旧能在中国近代编辑学领域独领风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王国维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奠定了他在编辑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另一方面，王国维作为时代的引领者他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生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王国维，有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并且自学英语和德语，使得他能够有条件和能力第一时间接触西方新的学术理论，成就了其在学术领域界的广阔视野。王国维研究国学不同于章太炎等人一般的国学演讲，而是应运西方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发扬国学，使国学具有了新的生命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和编辑实践促进了20世纪中国国学的传播，使国学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下)[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沈群.王国维编辑思想述评[J].中国编辑,2010(5).
[3] 王振铎.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与实践[J].中州学刊,1999(6).
来源：2013年05月16日13:43 今传媒 作者：杨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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