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发展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一：试述发展社会学的新趋势

摘要：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被简单地等同于现代化理论，继而，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因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利益集团而被扭曲，发展社会学的发展因此也跟着陷入困境。现在，发展社会学本身需要通过话语分析来予以重新界定。从知识社会学视角评述发展社会学的演变、发展困境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当前趋势，表明发展社会学并没有“终结”，而是被低估了。

关键词：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话语分析

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然而，当我们谈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马上会有几分犹疑，这是因为，作为它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目前正处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虽然社会学成为标准意义上的学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在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前，虽有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科演进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还只是些尝试性的综合。在他俩之后，帕森斯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物理学。他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general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贡献要么没有被人认识到，要么就是被人误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领会到帕森斯尝试为社会学奠定起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的企图。结果，帕氏之后的社会学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个字来形容，各种理论流派横行，各个社会学家互不买账，争先创立自己的门派，新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冲突论、现象学、常人方法学此起彼伏。既然作为发展社会学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混乱，那么，到了发展社会学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也成了比较令人头疼的事。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种混乱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2l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仍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在目前关于发展社会学的介绍中，不管怎样批驳现代化理论，都显得极其无力，这是因为对现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这种情况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

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了。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早期出现的殖民掠夺、人奴贩卖、殖民战争(比如20世纪两次大战)等人类危机。近期而言，边缘国家(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贫困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就贫困来说，据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据Gtovanni Arnghi测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0%，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就环境污染来说，20世纪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区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开始把污染性工业向外转移，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份额持续减少，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家的污染性工业份额逐渐上升。

以上现实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被扭曲了;二是说明发展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三是表明认清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历史过程帮助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产生过程：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困境在哪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二

1950年，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是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兹(B.F.Hoselitz)担任。依托这个刊物，1951年5月，该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且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1960年，各国学者云集日本箱根，参加了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第一次系统、认真地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为现代化论题确定了一个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应该说，上述标准是综合性的、社会性的。然而这些标准后来被人误用了。因为后来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比如，美国学者列维(M.J.Levy)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一书中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认为，比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给出了度量现代化的10个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10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

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二：论析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与启示

论文关键词：知识;知识社会学;发展

论文摘要：21世纪，知识不仅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力量.同时，也是改变社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资源，对于社会学而言，关注和研究正在向我们逼近的知识社会，探究它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特点，使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认清未来社会学的目标和任务，并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以前社会学理念和方法的不足及局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及前景来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呼唤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构建。

展望一种社会学的前景，有两个重要的参照系，一是现实社会形态演变的趋势，一是原有其它理论解释框架的局限性。前者可以让人们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认清未来社会学的目标与任务，后者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把握从前社会学理念和方法的不足及局限。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思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一

跨入21世纪，全世界回响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名词，这就是“知识经济”。从类型上说，它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实质上说，它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及使用之上的经济。具体说来，知识经济有三个明显特点:(1)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2)知识密集型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排头兵。(3)知识经济是“低耗高效”型经济。

知识经济使知识和经济走向一体化，提高了经济的文化含量，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它又具有从前的经济形态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带来了希望，当然也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国际战略从过去的军事战、经济战转向信息战，各国之间冲突的焦点也已转向文化、知识。知识和文化已经成为强大的“生产力”，这种“文化生产力”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财富。

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不仅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力量，同时也是改变社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资源，因此，仅仅研究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就远远不够了，对于社会学而言，关注和研究正在向我们逼近的知识社会，探究它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特点，进而为追求幸福和解放的人类构建一个更为人性、自由和美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社会学无疑是最年轻的一种。如果以公认的说法把奥古斯特·孔德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的话，那么，从其正式提出“社会学”这门科学的概念及范式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的出版(1838年)到现在也不过只有160年的时间。可以说，社会学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围绕西方社会的工业化问题而展开的。“奥古斯特·孔德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型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也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科学和工业活动已经相当普遍，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方法是创立一种像过去神学思想体系支配社会秩序那样支配现时社会秩序的科学思想体系，以加速变革的过程。”由于工业社会的法则是发展财富，因此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以有利于获得最大的效益，就成为社会学的世俗目的。因此，实证主义自社会学诞生的时候起，就在社会学家的鼓噪下，成为后来一个多世纪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间

当然，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不可能是西方社会唯，的类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取得主导地位，并非是它在理论上圆满地解决了西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它是由于英美这些具有悠久的实证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家在社会实践的共享所带来的结果。以美国为模式的现代实证社会学，无论是在社会结构和劳动组织方面，还是在人们的个体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协调方面，都最符合现代理性的效率要求，这是每一个追求现代化的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实证社会学的巨大成功，在欧洲大陆却像高雅的艺木品那样，只能让少数内行品鉴，得不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这样，在西方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斯·韦伯所解读出来的“现代性的悖论”:一方面，现代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思维的理性化、科学技术的实用化、政治的法治化，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功能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这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形式合理性把功能效率推向极端时，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从纯粹功利上进行计量的考察和预算，这样就把本来是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形式合理性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从而掩盖和忽略了实体(价值)合理性这种目的本身。现代西方社会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陷入现代化所造设的“牢笼”，饱受丧失目的(价值)追求、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实证社会学无视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警告所带来的恶果。

可贵的是，由于西方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环境中，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尽管不占吐会意识形态主流，但它们仍然能够作为一种弱者的声音警示社会，并且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不倦努力之下，形成了学术积累。它不仅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和困境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而且为解决这种危机和困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传统中，知识社会学的思想魅力得以显示。

三

知识社会学起初并非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它比“知识经济”这个概念要早得多。如果我们把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于1924和1926年出版的《知识社会学问题》、《知识的形式与社会》看作是该学科的奠基性著作的话.那么，知识社会学也已有了70多年的历史。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知识社会学并非是突然产生的。它所表示的不是一种革命性的进展，而是在对实证社会学的反省过程中渐进出现的。 从历史来看，西方实证科学和人文主义是同时出现的它们是现代社会对杭封建神学的不可分割、相互协作的两翼正如孔德这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他在强调要以建了在观察、实验和普遍有效的规律基础上的严谨的实证方法支配一切学术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因为不仅人性和社会秩序之间具有某种可以推断的关联，而且研究社会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都是为了使人类能有一个更为人性、更为美好的未来。大多数的人文主义社会学，止如马克思的社会学那样，都是人文理想与实证知识的某种融合例如，马克思在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的经济制度时，论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不是简单地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超越，而是一切为了人、依靠人，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得到最圆满发展的“目由人”的联合体同时为了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区别歼来.马克思创立了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实证分析，并引人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工具性的操作程序。这都说明，在社会学理论创立之初，实证知识和人文知识尚未形成对立的态势，尚能相互协调地出现在同一个理论之中但是，随着实证科学霸权的出现，一方面在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术团体内部，出现了对人文主义思辨方法的拒绝，把实证方法推向了极端;另一方而，在人文主义内部，则由于看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实证性，而导致对实证方法的坚决拒绝。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都是以此为基准的，它们以一种不同的知识哲学质问了实证的现代社会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韦伯清楚地看出了实证的科学知识并不能提供关于世界和生命意义抉择的正当性根据，为此，韦伯重新提出了古老的知识论问题，引起了德国知识界关于社会知识、价值主张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持续争论，正是通过这场争论，促成了知识社会学的形成。

实际上，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有舍勒和曼海姆两种不同倾向，后者远比舍勒出名，因为他是继续沿着实证的知识论方向，提出知识社会学问题的。而舍勒则是沿着新康德主义对实证科学霸权的拒绝的方向提出知识社会学问题的、但他同时也不满足于韦伯把个体信念或神学逐出知识社会学之外的做法，因为这同样会像实证主义者那样只按经验理性的原则来理解知识的性质，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舍勒为此提出了三种知识类型的划分:统治—事功型的知识;本质—教养型的知识; 获救型的知识。这三种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实证的科学知识，哲学一形而上学的知识，宗教的知识。与此三种知识的形式相对，舍勒从内容方面，提出了三种社会学:实证科学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

舍勒三种知识类型和三种社会学理念的划分，意在表明，现代社会的病因在于现代社会建立在一种狭隘的、低俗的知识和价值观念之上，因为实证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人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欲望，满足人的自然生命欲求(食、性、权力)。在舍勒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物质化的追求中解放出来，按照人类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认知，确立人类生存的目的，喻证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爱为向导的精神价值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方向。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立场的哈贝马斯基本上接受了舍勒的知识类型划分，他把知识分为劳动一控制一经验性知识，交往一意义理解一历史性知识，支配一解放一判断型知识。在此三种知识中，第一种与舍勒的完全相同，第二种知识显示出哈贝马斯对现代理性的一种批判改造，第三种知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舍勒所谓的宗教型的获救的知识，改造为解放一批判性的知识，否定了任何知识霸权的可能性。这种批判—解放型的知识，既为人类克服物质异化、科技理性异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现代民主社会找到了更为切合的知识形式。

综上所述，知识社会学的传统主要是针对实证社会学所带来的日益深重的社会弊病所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真正要发挥出它的威力，有赖于现代社会从原有的工业经济结构向知识经济结构的转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当知识经济日益成熟，知识社会逐步成型之时，知识社会学必然会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社会学的主导核心。而在目前向知识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社会实践领域已经产生出巨大的企盼，希望知识社会学能以其切合现实的参与性和预见性，为知识社会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其发挥巨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基础。

四

思考社会学的曲折发展历程，面对日益临近的世界知识社会的到来，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知识社会学在中国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没有独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五四”前后，正是西方知识社会学兴盛的时期，由于那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是在思想上对国民进行科学、民主和新的价值观念的思想启蒙，因而，知识社会学不可能在那时进人中国学者的视野。1903年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是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严复译，取名为《群学肆言》)。“五四”以后，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和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促使中国学者接触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学的取向。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宰的，因而对英美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中国早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大多在40年代选择留学美国，就能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五四”前后就传入中国，但中国知识界更多地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政党理论，而不是把它看作社会学，以至于1952年，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合法的政权，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一切思想理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时，仍把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取消。1979年，我国恢复了社会学，但是社会学界更是看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滞后，看到了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别，因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希望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这种急切的心理使我们的社会学学者更能接受和认同美国的以追求最大效率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及其方法论。从内容上说，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我国仍处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而我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一直是农村社会学和工业(城市)社会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要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就要避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如果我们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化的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那么，我们就总是一个跟着跑的国家。知识社会的到来正给中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我们有可能跳过某些不必要的工业化的老路，直接按照知识社会的理念重构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在设计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时，要按照非线性的战略，以最灵活的机制，最开放的思想激活中国人的知识创新和交流共享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社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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