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管理论文

摘 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国防意义，成为敌对势力宗教渗透的重点目标。本文客观分析当前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现状与特点，评价其对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与危害，结合云南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实际，提出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宗教渗透;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包括国家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价值体系的安全和民族文化的安全等方面内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之一，即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活动。边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国防意义，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对象。敌对势力企图借助宗教宣扬西方价值理念，散布民族分裂言论，以宗教认同挑战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如果对宗教渗透防范不力，势必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致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流逝，产生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如何有效抵御宗教渗透，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华民族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现状。

云南有 26 个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少数民族种类全国最多、五大宗教俱全、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多样，宗教关系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与云南为邻的东南亚国家，同样也是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在云南 4060 公里的边境线上，有 16 种民族跨境而居，边民在日常经济交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宗教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云南宗教在具有本土地域特征的同时，也呈现鲜明的国际性。历史上，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是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向云南传播的重要通道。例如，南传上座部佛教，即是由印度本土向南传到斯里兰卡，经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而传至云南傣族地区的;缅甸八莫、密支那等地，一直是西方传教士向云南传播基督教的重镇;云南跨境民族因受边境线对面本民族同胞的影响而信奉基督教的例子非常之多。

在地理位置上，云南与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在人文环境上，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同民族同宗教现象十分突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向中国扩张，云南则首当其冲。除了直接采取武力措施外，也间接利用宗教进行软性渗透。当前，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的国际背景下，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参与渗透的有美国、英国、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涉嫌利用基督教对云南进行渗透的境外组织达80个之多。①其中，境外敌对势力和分裂组织中的“扎谍老佛祖”、“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印缅‘爱与行动’组织”等;境外宗教势力和教会组织中的“缅甸基督教傈僳会”、“缅甸傈僳族神召会”、“仰光华人基督教会”;早年云南外国传教士后人及其教团中的美国摩尔斯家族;非政府组织中的“世界宣明会”、“乐施会”、“传爱医援会”等，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较为恶劣。②。

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性。

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个人所使用。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而宗教渗透则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进行的渗透活动。宗教渗透不是服从宗教目的而是服从政治目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向社会领域全面扩散，如同恶性肿瘤不及早切除，必将引起整个肌体的全面病变。

1、大力宣传宗教，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各种迹象表明，当前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直接渗透”、“硬渗透”也逐渐转变为“间接渗透”、“软渗透”。有紧密配合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大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所谓的“洗脑工程”;有针对基本信教群众的所谓“松土工程”;有针对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所谓“福音西进计划”;有针对云南跨境民族的所谓“哈尼撒种计划”等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力宣传宗教思想，与我争夺群众，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2、制造分裂，挑战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一是对中国发达地区的“西化”，一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化”，“西化”和“分化”都拿宗教做文章。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省份，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势力制造民族矛盾、祖国分裂的重点地区。民国初期传教士编写的拉祜文《圣经》读本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汉人来了，我害怕”;③在带有政治倾向的外国传教士宣传下，部分少数民族教徒“只知道英国人好，上帝好，八莫、密支那好”。④解放初期，云南跨境民族中一些基督教教徒公开响应传教士的号召，要求与中国割土分界，隶属英国;一些教徒在国内外反动传教士的鼓动策划下，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和集体叛逃活动。一些渗透分子毫不隐讳的提出“把教徒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不要听共产党的，要听神的”。1994 年，泰国清迈基督教会在一些西方国家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企图利用基督教统一各民族的信仰，建立包括我国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等在内的“克钦独立国”。⑤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景颇族群众私自越境到缅北进行宗教活动，有的还参加了克钦独立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果我们忽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工作，必定削弱我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

3、散布反动言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

境外宗教渗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借以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信教公民中的影响力。如云南边境某县的农村党员中有 224 人信基督教，占农村党员总数的 22%，其中 179 人是入党后信教的，而另外的45 人入党前就信教，但入党后始终没有脱离宗教活动。由于境内宗教活动的蔓延和境外宗教势力的宣传鼓动，使一些具有境外宗教势力背景的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很有影响力，一些信徒不接受政府工作人员领导，而是听从宗教权威人士的安排。同时，一些境外宗教势力极力向我信教公民灌输基督教起源于西方，只有接受西方教会领导，才能受到上帝保佑的思想，还千方百计篡夺合法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由于受境外教会的影响，个别近期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把本民族的传统风俗统统视为邪魔外道，不参加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等活动，不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挑起群众纠纷，制造民族矛盾，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间形成隔阂，破坏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4、危害正常宗教秩序，削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

宗教渗透不仅以直接形式挑战一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通过控制现有宗教来间接实现这一目标，对宗教界的正常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宗教渗透不仅是人民的公敌，而且也是宗教的公敌。宗教渗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我国教会，破坏我“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方针”，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危害宗教正常秩序，使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干扰，引起信徒宗教生活的混乱，侵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境外渗透活动往往直接与我国现有宗教争夺信徒，由于宗教渗透往往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诱饵，加之极具煽动性、迷惑性的说教，也使一些辨别力不强的公民和正统宗教信徒转向渗透进来的宗教，这对我国宗教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转向渗透宗教的信徒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强行洗脑、改造和控制思想，并被利用来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这些被控制的教徒，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如果宗教神圣性总是为各种罪恶的政治活动所利用，那么，宗教在信徒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乏以虔诚之心传播基督教的友好传教士，但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还是被利用为侵华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名誉是不好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在“为基督征服世界”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为武装侵华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出谋划策，积极参与战争，成为殖民者的“特种部队”，起到了辅助帝国主义侵华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从“非法偷渡者”变为拥有诸多特权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了。他们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各种“慈善机构”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根本目的，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话说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的心”。⑥1877 年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便有人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⑦旧中国的不少基督教徒长期在“洋教”的影响下，接受奴化思想，原有的民族意识减弱，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痛心的话“：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

总之，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交织、地域性与多样性结合、日常性与功利性融合等较为显着的特点，在整体上使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具有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周边国家复杂的社会和民族宗教形势相重叠，使跨境民族地区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前沿阵地。随着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进程的不断深入，抵御宗教渗透工作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必须高度重视且采取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