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三反运动期间，我在清华任教。当时，有的大学举办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陈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书籍。不过参观者只能隔着绳索圈定的范围，遥遥望见几个书题和几个人名，无从体会书籍如何腐朽，我校举行的控诉大会就不同了。全校师生员工大约三千人都参加，大礼堂里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讲台上有声有色的控诉，句句部振动人心。

我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教师，集体搜索可资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我当时教一门“危险课”。外文系的“危险课”原有三门：诗歌、戏剧、小说。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我教的是大三的英国小说，因为仍有学生选修，我只好开课。我有个朋友思想很进步，曾对我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我没有虚心受教，只留心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两年过去了。到第三年，有些大学二年的学生也选修这门课，可是他们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大三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我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准想出一个两全法：精读一部小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公认为进步小说家。他那部小说精读太长，只能选出部分，

其余供浏览，或由老师讲述几句，把故事联上就行。

可是狄更斯的进步不免令人失望。比如主人公穷困时在工厂当擦皮鞋的小工，当然很进步，可是他公然说，他最痛苦的是日常与下等人为伍。把工人看作“下等人”，羞与为伍，我可怎么代作者装出进步面貌呢?最简便的办法是跳过去!小说里少不了谈情说爱的部分。我认为狄更斯喜剧性地描写中下层社会中年男女谈情，实在是妙极了，可是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往往糟得很，我干脆把谈恋爱的部分全部都跳过拉倒。跳，有时有绊脚石。一次，精读的部分里带上一句牵涉到恋爱的话。主人公的房东太太对他说：“你觉也不睡，饭也不吃，我知道你的问题。”学生问：“什么问题?”我得解答：房东大太点出他在恋爱。我说：写恋爱用这种方式是陈腐的滥凋。十八世纪斐尔丁的小说里，主人公虽然恋爱，照常吃饭，照常睡觉。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却还未能跳出中世纪骑士道的“恋爱准则”。我不愿在这个题目上多费工夫，只举了几条荒谬的例子，表示多么可笑。我这样踢开了绊脚石。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我正为改造思想做检讨。我的问题，学生认为比较简单。我不属“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我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我的检讨，一次就通过了。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我检查的当天晚饭后。我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我的亲戚同去听控诉。我那位亲戚是活动家，她不知哪里听说我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我握手道贺，然后和我同去开会，坐在我旁边。主席谈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开始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