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事情有点蹊跷，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

我初上大学，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住一所小洋楼，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窗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这是我的床。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我们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

学期终了，大考完毕，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可是我不爱看，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宿舍的电灯昏暗，不宜看书。我放下帐了。熄了灯，先自睡了。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没有帐门;白天掀在顶上，睡时放下，我得先钻入帐子，把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另有个鸭蛋形的“床上开关”，便于上床后熄灯。这种开关有个规律：灯在床上关，仍得床上开，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不过那晚上，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所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才钻进帐子。

电影散场，淑姐随大伙回宿舍。她推门要进屋，却推不开，发现门锁上了。她推呀，打呀，叫呀，喊呀，里面寂无声息。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人愈聚愈多。打门不应，有人用拳头使劲擂，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吵闹成一片。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也闻声赶来。她说：“光打门不行;睡熟的人，得喊着名字叫醒她。”门外的人已经叫喊多时，听了她的话，更高声大喊大叫，叫喊一阵，门上擂打一阵，蹬一阵，踢一阵，有人一面叫喊，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人。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她们说：“屋里有谁起夜，她没有不醒的，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她那边就醒了。”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门外闹得天惊地动，便是善睡的人，也会惊醒。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岂有不醒的道理，除非屋里有人是死了。如果我暴病而死，不会锁门;现在门锁着，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准是自杀。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明晨去走城墙玩呢，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单凭我那副孙猴子“生就的笑容儿”，也不像个要自杀的人呀。自杀总该有个缘故，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我决计是死了。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瞧，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谁要自杀，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学自杀留下遗书，我说：“都自杀了，还写什么遗书;我要自杀就不写了。”看来我准也考虑过自杀。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我全不知道。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是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议论。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舍监找了两名校工，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梯子已经放妥，校工已爬上梯子。

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