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都能给人以启迪,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日的革命故事。

抗日的革命故事1：350名勇士血战高峰坳

熊寿明，生于1917年，193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军校六分校交辎科十四期。后在国军16集团军170师当少尉见习参谋，先后参加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高峰坳战役。1942年调到云南，编入中国远征军当连长，参加滇西松山战役和龙陵战役。近日，记者一行来到熊寿明老人家中，聆听了熊老抗战中的那些峥嵘岁月。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随即占领昆仑关和武鸣高峰坳两大要地，并派重兵把守，企图困守南宁。当时驻守在广西的中国军队奉命攻克昆仑关进而收复南宁，总攻前，第16集团军170师奉命攻击武鸣高峰坳牵制敌军主力，防止敌人支援昆仑关。

中国军队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攻下高峰坳就只有派出一支敢死队直接冲上峰顶摧毁掉日军的据点。战士们听到要组建敢死队攻击高峰坳，争先恐后的报名，很快350人的敢死队伍就满员成立。当时在腾翔指挥作战的白崇禧非常感动，他吩咐伙房做了一顿有鸡、鸭、鱼肉的饭菜，并将最好的酒端上了，让战士们好好吃，好好地喝。

敢死队队长冯和刚举起一碗酒对战士们说：“弟兄们，打下高峰坳，就是昆仑关的胜利，就是我军的胜利，让我们奋勇杀敌，为胜利干了”， 第二天，敢死队员每人领了两支手枪，6枚手榴弹后，便向高峰坳进发。

高峰坳地势高险复杂，从峰顶可直接看到山下，日军就是利用高峰坳地势高的优势，在坳顶及周边一带相连的重要山头挖战壕，建立碉堡群，并配上重炮机枪，企图以这样“坚不可摧”的防御阻击我军。

12月19日凌晨1时，敢死队穿山林、攀绝壁、越深涧慢慢地摸进大高峰坳顶日军堡垒的对面，在日军看不到的另一侧山头布置阵地。凌晨3时许，随着机关枪“达达达达”地声音响起，敢死队员们就像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迈着矫健的步伐，举起战刀，怒吼着冲向敌人前哨阵地。日军在梦中惊惶失措四处乱窜，趁着日军混乱，战士们的大刀狠狠地劈向敌人，经过近2个小时的血战、肉搏，战士们占领了高峰坳碉楼附近的山峰。

敢死队必须在峰顶日军反应过来并采取行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峰顶日军据点附近建立防线并与日军交战。19日拂晓，在没有挖掘战壕的情况下，敢死队与日军一部发生遭遇，双方随即交火。日军占据高地优势，在山上架起以几挺机枪为主的火力防线，压制我军前进。将士们冒着弹雨、顶着炮火不断地向敌军阵地发起一波波猛烈地进攻，战况十分激烈，迫击炮和山炮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双方冲锋近战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很多战士负伤，满脸鲜血，但是依然紧绷着脸，举起手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凭借着矫健的身体，在山林里来回穿梭，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进敌军阵地。敌人始终不能往下走一步，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战士王乃英拿着手枪对着战士们说：“兄弟们，胜利就在前方，哪个有种的就和老子冲上去把山头夺回来，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好有个伴!”将士们的热血一下就被点燃，纷纷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终于撕开敌军的防线。战士们随即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前面的战士刚倒下，后面的战士马上补上。敢死队员个个视死如归、十分勇猛，敌人心生畏惧狼狈地逃离战场，敢死队成功占领了高峰坳。而此时敢死队仅剩27名战士站在峰上，而且个个带伤，峰上四周的沟壑坡坳里布满了尸体，有敢死队员的，也有日军的。看到昔日的战友永远的躺下，幸存下来的敢死队员相拥在一起，恸哭不已。

高峰坳战役结束后，当地军民到山上收殓尸体时，看到有的战士牺牲时依然目瞪敌方，有的战士手里还紧握住大刀欲做劈砍，有的战士还压在敌人身上，双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喉咙。收殓队伍忍住哭声，慢慢地把323名牺牲战士收殓起来。

高峰坳战役是我军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了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成功地牵制住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使日军借道武鸣支援昆仑关战役的希望破灭，为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的革命故事2:13岁卧底日军大本营当翻译

初次听到“陈敏学”、“铃木三郎”的名字时，不少人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一个出生、生活在深圳老东门，13岁就到日军大本营卧底当翻译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而这个平凡名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平凡的精彩人物故事。

陈敏学，1929年生，是土生土长的广东省深圳市东门人，当时家在“深圳墟”，即今天的老东门一带。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沿澳头至平海强行登陆，入侵后派一小股部队驻扎在“深圳墟”一带，并开设了一个学习班，逼迫小学生到那里学日语。陈敏学和四、五十个孩子都被拉去。

1943年，陈敏学13岁不到14岁，学了3年日语后出口流利。日军看中这个小鬼的聪明伶俐，将他招到司令部，强迫他给日本人做翻译。日军可谓费尽心机“培养”陈敏学，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1943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陈敏学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东宝抗日游击队的。他向陈敏学问了一些他在宣抚班当翻译的情况后，很严肃地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知道你在给日军当翻译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也帮过不少老百姓，同情被日本仔迫害的人，你也曾经无意中解救过我们的游击队员，他们反映你有正义感，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陈敏学对游击队早有所闻，他们神出鬼没，炸桥梁、毁铁路、烧炮楼、袭击日军，有时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陈敏学还暗中叫好呢!可他从来没见过游击队，今天他们竟然找上门来了，面对这个在黑暗中看不清面目的人，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与惊讶。

“你去帮我们了解日本鬼子的情况，譬如长官叫什么名字，部队叫什么番号，有多少人数，有什么武器，什么时候到哪里去;还有，如果有游击队员被抓，我们会设法通知你，你要想办法协助我们营救。记住!你做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兄弟!不然，会招杀身之祸。”来人口气带点命令式，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来人拍了拍他的脑袋，之后便消失在夜幕中。陈敏学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来找他的这个人是谁，是怎么样找到他的。陈敏学没提条件，也不讲报酬，自己都说不清当时为何一口就答应了人家。用现代的意识很难诠释往日的观念，陈敏学当时的举动，恐怕只有亲身经历过民族灾难，对侵略者有切肤之恨的人才能理解!

1944年，驻深日军调防，新来的日军取代了岗田部队，陈敏学在日军的临时“编外翻译”生涯也就此结束。15岁这年，他进入日本兵牟田退役后开的“安东洋行”，负责翻译工作。

陈敏学被“安东洋行”聘用不久，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便教育他参加抗日斗争，发展他为游击队的情报人员。

几次突击行动受挫，日军对陈敏学的身份产生怀疑。陈敏学被带到宪兵队的审讯室，这里是老百姓的鬼门关。很多群众都曾在这里被刑讯逼供，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竹杠、吊飞机，拷问谁是共产党、游击队。

被审讯时，他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一直在安东洋行当翻译，怎么成了游击队了。你如果不相信，那就杀了我吧!”说完，把头一扬，闭上眼睛。

中岛盯着陈敏学的表情，突然双手一挥，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好!你想死我就成全你，现在我倒数30下，如果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30、29、28……”

这时，陈敏学觉得地球好像停止了转动，眼前一片红色，身上直冒冷汗。可是“飕”的一阵凉风过后，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在脖子上，赶忙用手捂着划出血痕的颈部。原来中岛下刀的瞬间，把刀刃反了过去，用刀背往下划的。

审讯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中岛严刑拷问，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狠狠推了陈敏学一把，歇斯底里地吼着说：“八格牙鲁!开路!你马上滚蛋，我不想见到你，再让我见到你就立即杀了你!”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告投降。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在日军撤离后，立即进驻沙头角，并在东和小学举行了入城仪式。当地老百姓，沿街挂灯笼，点爆竹，夹道欢迎子弟兵，庆祝抗战胜利。当陈敏学挎着驳壳枪随部队出现在沙头角时，大家才知道“安东洋行”的小翻译原来是游击队员。

沙头角中队队长邓华率领几位游击队员，代表东江纵队接受日军投降。在接受了一个宪兵队士兵投降的返回途中，日军警备队设下埋伏，并叫嚣说“武器不能交给游击队。”邓华让陈敏学把他的交涉理由翻译给对方听，见到陈敏学，这群日本兵傻了眼：这不是铃木三郎嘛?原来是给游击队的干活!“我仰着头，理直气壮翻译给他们听，日军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时过境迁，提及当时的经过，老人一脸自豪。

抗日的革命故事3:抗日英雄刘子诚

抗战最艰难时期，在跨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上，中美双方用三年损失609架飞机、牺牲1500多名飞行人员的巨大代价，为中国内地运来作战物资65万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95岁高龄，家住安徽省宣城市城区电大巷的刘子诚老人，曾经就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飞行报务员。当年，他在西藏坠机跳伞负伤。被救伤愈后，又被派到敌后开展谍报工作，用特殊方式打击侵略者。

“七七事变”后，刘子诚在老家河南省汝南县成了一名流亡学生。他和其他流亡同学辗转驻马店、汉口和长沙，来到贵州，进入铜仁县国立三中公费读书。

1939年春，读高二的他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通信兵科。“两个指头按键，短按是‘嘀’，长按是‘嗒’。当年发报，内容是英文，每个字母，用几个数字代表。数字‘1’是‘嘀嗒’，‘2’是‘嘀嘀嗒’，‘3’是‘嘀嘀嘀嗒嗒’……‘9’是‘嗒嘀’，‘0’是‘嗒’。这是国际通用的，但哪几个数字组成一个字母，就是密码了。”老人说。两年后，刘子诚毕业分配到贵州防空司令部无线电总台，参加防空预报网络的电报收发工作，为防空网络预报来袭敌机的方向、架数等情况，让我方军民提前防备，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1942年初，日军在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这条中国当时剩下的唯一一条陆上交通线被切断了，为了把抗战急需的物质运进中国，盟军决定开辟一条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云南昆明的全天候战略物质运输空中航线，这条长约800公里，穿越海拔4500-5500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由于山峰连绵，犹如驼峰，加上飞机只能在山峰间穿绕飞行，飞行线路也如驼峰，故被称为“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最艰险的运输线——驼峰航线”。

1942年8月，由于刘子诚忠于职守、年轻才俊，被空军总司令部无线总台派往由美国陆军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护航的C-46运输机上，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和美国战友常年飞行在气候恶劣、高山峻岭，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C-46运输机要从云南送远征军到印度受训，还要从缅甸接送伤员回国，刘子诚说，当时真是历尽艰险，日军的飞机经常堵截和追击他们，加上暴风雪和冰雹等恶劣天气，所以牺牲很大，他们经常从飞机的舷窗下看到战友们失事飞机发光的碎片。

年轻的刘子诚作为一名见习少尉和战友们为前线提供战事的情报和天气情况，当时防空司令部设在贵阳市水口寺仙人洞，这里山高岭峻，遮天蔽日，非常隐蔽，由于是处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国军空军只有少量的苏式和德式飞机，根本无法和日军飞机对抗，所以当时只能依靠无线电台组成的电波和防空网络预报空袭敌机的方向、架数，提前防备，最大限度的保护政府和老百姓的损失。在总台默默工作两年后，由于尽职和勤奋被升为上尉报务员，并于1940年底，调往四川省成都市沙河堡空军总司令部监察电台，专门手抄日军密码，交机要科译电室进行破译，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供重要情报，用电波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8月，刘子诚奉派到“驼峰航线”，在一架C-46运输机上担任导航报务员。“C-46满载时总重20吨。我们有时一天要飞两三个来回，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达姆的达姆机场和昆明市巫家坝机场，运回作战物资。那时，牺牲不少……”

同年10月8日上午，刘子诚的飞机快到西藏上空时，突然出现故障，将要坠落。飞行员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在西藏跳伞，“我以前没跳过伞，也没训练过，当时为了保命，不怕了。”跳离飞机一两分钟后，开关一拉，伞就张开了，高空空气稀薄，心里慌闷。四五分钟后，刘子诚挂到一棵大树上，右臂被划伤。后来，我方侦察机找到他们，派出救护队，把他从树上放下，抬进村子，用运输机送到成都救治。老人动情的说：“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和美国战友飞越生死航线的驼峰，美国人为我国的抗战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1943年，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十四航空队，经常出动B-52轰炸机袭击日本鬼子的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国民政府为了协助盟军飞机安全执行任务，决定组织一些优秀的无线电报务人员，到敌后铁路沿线附近，传播天气预报工作。此时的刘子诚战伤也已痊愈，他被派往大别山河南信阳县鸡公山龚家棚村，该村地处平阳铁路东百余里，南近武汉，北连驻马店和郑州，都是盟军轰炸的重要目标，每一天能够知道这一带的天气情况，同盟军飞机执行轰炸任务，非常重要。

“我们行至河南省唐河县一个集镇上，遇到伪乡公所人员检查行人。看我脸白手嫩，不像农民，便命令我站在一边，准备待检查结束后，把我带回伪乡公所审问。忽然，有一支日军路过该集镇。敌伪人员忙着接待日军，我趁乱溜之大吉。如果我被他们带到伪乡公所，隐藏在衣服里的密码和文件被搜出，我必死无疑。为避免再遇危险，后来我都选择走小路，躲开敌伪的哨所。”刘老回忆说。

刘子诚介绍，那时发报用的发电机是手摇式的，电力小，电报讯息难以直通四川成都总部电台。上面要他把信阳县的天气讯息，发给湖北省老河口草店镇五战区司令部的电台，再由他们转到成都总部。1944年春，刘子诚由成都乘飞机到重庆，雇民船顺江而下过三峡、步行经巴东三斗坪高山区，历经艰苦，抵达老河口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交上介绍信、无线电波长和呼号，领了一份储备伪币，在当地雇一向导(谎称送我回老家探亲)，化装成商贩，才进入敌占区。

到达目的地，遣返了向导，做了几天的准备，开始利用县政府电台与六战区电台取得联系。每天早晚播报当地天气情况两次，包括：晴、阴、雨、风速、能见度、云层种类和高度等。历时两年余从不间断，刘子诚为支持盟军作战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