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设计理论知识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以下是由小编整理关于标志设计理论知识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标志设计理论知识
以笔者从事设计教学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标志设计”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由于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标志设计时,往往习惯首先从源于包豪斯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让学生去尝试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这样一种忽略了传统图形艺术的教学,导致学生在处理标志造形时也只是狭隘地从简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形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会比较强,但多了也就让人感觉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因此,针对这一弊端,笔者想就“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我国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这一问题略陈己见,以期共同探讨。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教学中,这是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学会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一、“形” 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图一);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教学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再让学生将这种立足在传统图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至“方胜”,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同样,首都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将传统图形与现代构成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范例。首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顶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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