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兼采并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陈丹青散文，供大家欣赏。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我的台湾印象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聖史蒂夫大教堂是維也納舊城區最熱鬧的段落，莫札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後一座拱門內的小巷，DOMGASSE 5號，走不幾步，已在故居門口了：1784年，莫札特與家人搬來公寓二樓住了兩年半，寫出八部鋼琴協奏曲，還有偉大的《費加羅婚禮》。這裡辟為紀念館，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來，室內設計的美學幾經變換，現在的裝置顯然被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後現代模式徹底動過了。窗前豎著莫札特放大側影，每間房間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與實物的燈箱櫥窗，停著他遺留的琴，手稿，樂譜，書信，節目單，小玩意兒……第一次看見莫札特的死亡面膜(我不願相信他如電影中那麼戲劇性地死去)，翻制為青銅版，嵌在小盒子裡，藍光照著，不象他的畫像，一臉貴氣，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為什麼我寫得這麼好?”他被問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為什麼這麼大。”現在靜靜瞧著莫札特的鼻子，要是沒玻璃隔著，伸手即可觸摸。沒那麼大，很好看，修長，飽滿，隆起，不過死者的額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狹長的燈箱輪番閃動著他的著名歌劇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臺影像，無可形容，如他的音樂般高貴而開心——這不像莫札特住過的家，而是一項展覽，他成為今日設計者百般調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樓下的舊街巷，我心裡莫札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經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鋪路馬車經過。離開時又在樓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據說海頓曾來這裡看望他。1784年，莫札特28歲，海頓52歲，小夥子會在這兒迎候海頓嗎?我在樓梯間看見這一老一少了：腦後的假髮束聳著蝴蝶結，脖梗襯著層層翻卷的高領，彼此擁抱，親吻，笑，說著我聽不懂的德語——“我以自己的榮譽向您發誓，您的兒子是我所聽過的最偉大的作曲家。”當海頓對著莫札特的父親秉告這段話，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間麼?

下雨了。半小時後我已停在舊城北端貝多芬家門口。莫札特逝世翌年，1792年，貝多芬定居維也納，長住35年，搬家又搬家。維也納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紀念館，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訪的MOLKER BASTEI 8號是他停留最久的一處，1797年移入，1805年離開，前後八年。從聖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約半小時吧。他不在家。

於是此行難忘而惚恍的一瞬，發生了：在門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從昏暗樓道走下來的幾分鐘，我像是一隻鬼，居然身歷其境想起《罪與罰》：當拉斯柯裡涅柯夫劈死了老婦和使女，躡手躡腳，逃離現場——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樓時我仿佛變成了他——忽聽得底下有人上樓來，他閃身躲進二樓一間空房。待來人說著話一層一層走上去，他竄下樓梯，溜出去，大門口沒人看見他。

這妄念僅只幾秒種吧，此刻也沒人看見我。怎會起這等奇想?我暗自驚訝。是懷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麼?仍是少年時代的上海，少年時代的閱讀，是舊上海哺育了我的歐洲想像，包括初聽貝多芬。初聽的時光，哪想到有一天真會走去拜訪貝多芬，到了他家，又豈料念及少年時代閱讀的《罪與罰》。

穿過毗連8號公寓的好幾重回廊，歡快的雨，家家窗戶綴滿入秋的爬牆虎，貝多芬的鄰居們躲在屋裡幹什麼呢。在對街的咖啡館擦拭滿頭雨水，叫了一碗湯，滿座沒人知道我剛才躲在貝多芬家的樓道，突發奇想。雨住了。繞回老公寓前門，我又一層一層上四樓，此前的閃念變得遙遠而不可思議。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於是聽見自己的鞋踩在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札特家，這一層全屬貝多芬使用。他們真如傳說中那麼貧窮麼?一架狹長的十八世紀老鋼琴，兩扇窗戶間豎著他咬緊牙關的青銅像：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尊貝多芬雕像，盛年，挺著胸，一定像極了他。沒有莫札特家那麼多裝置，客廳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剛搬來，或將遷走。門邊白牆特意留著一小塊殘存的壁畫，那麼，貝多芬住在這裡時被有壁畫的牆面包圍著——據同代人回憶，他晚歲的居室零亂異常，夜壺，手稿，破鋼琴，統統很髒——鄰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響，一排摁鍵標明十數曲精選的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機，刹那間，他復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現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氣揚揚，和絃齊奏那麼四下，又四下……1977年，貝多芬在中國被准許播放。是在我回向蘇北農村的火車上，華東曠野，春寒料峭，車廂裡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驕傲，低音和絃的齊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著車輪的轟響——要是我懂五線譜，抄那幾句印在這裡該多好啊——劫難過後的大地，貝多芬不知道一個中國青年怎樣聆聽他，怎樣記得他。貼近雙耳的音效就像在腦袋裡爆發精緻的轟鳴，周圍靜悄悄。我在貝多芬家裡傾聽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牆。身後玻璃櫥櫃停著主人咬緊牙關的死亡面膜——莫札特那具面膜多麼不同，偉大的人，生命終止，性格猶然——貝多芬會想到有一天各國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這樣的器械聽音樂麼?我扭頭看他，真想說：嗨，路德維西先生!您聽聽，您聽聽!是啊，他的時代倘若有耳機，他興許能夠聽見嗎?

下午四點鐘了。我繼續走。舊城的更北端，街道漸漸平凡而淒涼——很想描述這一路，很難描述，一度我以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閉館時分，我走進這座十八世紀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豎著鐵制的杠杆，據說原先的住戶撤空了，辟為舒伯特故居，後院有白樺樹。他家在二樓第一間，門邊留著當年的灶台，灶沿灶頂是熏黑的牆。說明書交代這間房住著父母，哥哥，舒伯特，多麼親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樣。怎麼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個孩子中的第十二個，1797年，貝多芬遷入今天我兩度造訪的大公寓，同年，在這裡，舒柏特誕生了。

本雅明說：一個35歲上死去的人，留給世人的記憶永遠35歲。這話意味深長。舒柏特死在31歲，戴著他那付眼鏡，胖胖的，一頭卷髮。臨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還試圖就教於西蒙·賽赫特，一位著名的維也納對位學家。經已創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還想請教對位學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聽他的第九交響樂，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寫，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從未聽過自己的交響樂交付演奏，效果怎樣——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札特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們的樂音(除了戴上耳機的一瞬)。為什麼音樂記憶會在音樂家故居被中斷?他們的房間過於安靜了。但在舒伯特家，並非故意，心裡幾度掠過他的樂句：朔拿大，即興曲，第五交響樂的調皮的首句，《鱒魚》明淨沉浮，《魔王》的男聲從頭到尾顫抖著，還有，氣貫長虹的第九交響樂第四樂章。至今我沒找見他最後一部漫長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樂章的驚人獨白，如縷不絕……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於高貴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貝多芬說話。歷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義是個似是而非的詞。有如父性與母性：海頓、莫札特、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暫的性命裡多活了一場，古典音樂的架構與邏輯由他實現最後的凝聚，此後即潰散而支離了。

他的眼鏡在展櫃裡斜放著，他與年輕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畫，畫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它房間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單間空房只掛著他朋友當年畫的畫。莫札特的家訪客盈盈，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家，廖寂空曠。我喜歡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為舒伯特，人的秉賦無可估量。記得他的人，自會記得他。有位男子與我同時進來，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燈開亮了，是尋常人家將要聚首晚餐的時刻。那灶台。樓梯角有一間偏房，如中國任何小單位的傳達室那麼小，出售舒伯特的紀念冊和數量不多的牒。一個在第八第九交響樂中沉毅雄強的舒伯特，與這覆著井蓋的院子，與紀念館將要鎖門下班的時刻，何以對應。回到聖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遊客熙來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樂，但他們確曾活在人世，住在維也納。

陈丹青散文_陈丹青散文作品欣赏：在維也納

维也纳旧城与新区由河流分开。这里，在类似旧城周边的“二环线”内，大皇宫、小皇宫、老教堂、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竖着莫扎特雕像的皇家公园，还有大大小小的旧街巷，交错纵横，宛然如昔，间杂其间的20世纪新楼，造型和尺度也在旧城格局内审慎谦和，不抢眼。自然，如今我所看见的维也纳与茨威格记忆中的旧城，必定大异。工业革命后，马车一度消失——幼年贡布里希记得约瑟夫皇帝坐着马车，驰向皇宫——二战后世界性旅游业闹起来，旧式马车再度起用了，种种毛色的大骏马紧裹马具，戴着皮眼罩，和衣冠周正的马夫静候顾客，停在皇道上。

马车移动了，市声喧嚣中于是马蹄脆响——由远及近，分明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圆号、鼓点，一顿又一顿，路人分开让道，身穿制服的乐手吹打着，演奏着，在小小广场团团绕一圈，郑重而滑稽，随即合着齐整的音响与步伐，混在上下颠颤的马背马耳中，拐弯远去了。

这演奏是为哪个庆典么?我问路边的店伙，答曰不为什么，只因是星期天。是的，旅游的人算计日期，常会忘记星期几。

维也纳活像另一个巴黎：不是指相似，而是两座旧都最为骄傲的时期都在18、19世纪——闲步阿姆斯特丹和布鲁日街巷，随处撞见17、16世纪;置身威尼斯与佛洛伦萨，岁月感至少上溯15世纪14世纪;漫游法国的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托斯卡纳，13至12世纪的教堂与Plaza，鳞次栉比;后来去伊斯坦布尔，天天经过的城墙建于公元五世纪——我所谓的18、19世纪，非指巴黎与维也纳历史短缺，而有另一层意思在：以唯物论词语形容这两座大城的黄金时代，是因衔接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

相较巴黎的纷纷炫耀，维也纳神态内敛而殷实，且处处比巴黎干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奥地利与法兰西固然王朝更替，时移势易。哈布斯王朝和路易时代的繁复剧情，就我所知，是17世纪西班牙为挽救朝廷的命数，安排公主远嫁奥地利，金贵的嫁妆，包括委拉士开兹那几件公主大肖像。女孩嫁去不几年，夭折了;到下一世纪，奥地利为巴结法兰西，将公主许给日后的路易十六王。几年前，柯布拉女儿执导的《玛莉皇后》专讲这件豪奢的婚姻，影片开头，只见奥国公主与皇家随行连日跋涉穿过法奥边境大森林，年迈的路易十五亲往迎候，女孩当场更换法国衣装，贴身爱犬被命令必须放弃。

历史电影流露历史的同情。玛莉和夫君后来被押上法国革命断头台，是欧洲换取资本主义共和政体的代价之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一本叫作《临终遗言》的书中，我读到她行刑时踩到郐子手脚面，说出这最后一句话。

回到绘画与音乐，19、18世纪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雄视全欧的文艺盛世，过去很久了。新兴的画展、演出及赞助系统在法奥首都次第茁育，画家们纷纷涌向巴黎，音乐家投奔维也纳;当初年少无知，我悬想的古典音乐家全是古代人，及至读了一点书，这才知道贝多芬中年的那个维也纳，已经步入资本主义时期，离得我们很近了：他们是欧洲历史崭新的人。贝多芬旧居便是当年的新大楼，想想看，这样的现代公寓，两百年前可就在维也纳到处起造了，其中住着“上升时代”的音乐家，只是电车、电梯还没来得及发明，难为贝多芬那代人每天在楼道和马车里上上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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