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因而造成东北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三姓地区赫哲族居多，由于其是典型的渔猎民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居住上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聚居区部落。因此这就给沙俄侵略一个可乘之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多次侵犯三姓地区，骚扰民众。为此，吉林和黑龙江将军多次请奏，但清朝政府却置若罔闻，依然“隐忍规避，听客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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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朝三姓地区的人口变迁

(一)三姓地区建制与所辖范围

三姓地区历史悠久，早在渤海国时期就在此设立得理府。辽朝著名的五国部五国头城――越里吉部就驻于此地。清1665年建筑三姓城，1714年设立三姓协领衙门，1733年添设副都统，沿用赫哲三姓为建制的名称，直到1905年改设依兰府。

三姓地区所辖的范围广阔，“三姓副都统管辖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鄂霍次克海领域的广大地区，是吉林将军辖区中最大的一个副都统。”

(二)清朝之前三姓地区的原住人口

三姓地区虽然土质肥沃，但是自古却是人口稀少之地。“由唐虞至明末命为洪荒时代。伊时荒山满野，遍地荆榛子，冬冰夏虻，不适于居住，纵有少数游牧之人，行踪至不一定。”[2]明朝中期，由于熟女真纷纷从三姓南迁，使该地区人烟稀少，野兽、鱼类资源渐丰厚，吸引着赫哲族先民，以至其纷纷迁徙到该处，并逐渐在三姓地区沿江而居，成为该地区原住民。

明朝时在三姓地区曾有25个卫所设立，驻守卫所的站丁，一般为来自山东、河南的汉族，人口寥寥。

二、清朝前期三姓地区人口的迁入

(一)三姓赫哲

1645年，清朝为了招抚索车部，从下江秦德利地区，选派200名赫哲族到三姓地区充当驻兵，开启了此地人口之繁衍的步伐。清初，“松花江中游胡尔哈河(今牡丹江)口、汤旺河口顺流而下玛那哈地方及胡尔哈河正东倭和地方分别有赫哲人数十户或百余户居住。”

1714年清朝政府又从该地区打牲部挑选披甲200人，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统编为“伊车满洲”。编赫哲族舒穆鲁、葛依克勒、卢业勒、胡什哈里四姓的族长为世管佐领，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人。后来胡氏赫哲一族迁徙至宁古塔，因此余下舒、葛、卢三姓赫哲族居住于此，故名依兰哈拉即赫哲语三姓之意。三姓地区人口数量虽然逐渐增多，但对比松花江上游地区人口还是稀少，且人口成分多为迁来的赫哲族以及由清廷选派的八旗官兵。

(二)流人的发配

清朝前期三姓地区还包括关内流人。早在清初，为了加强统治，清朝政府对反清复明的知识分子以及思想活跃的江南汉族地主实行残酷的打击政策。这些知识分子重则加以处死，轻则被发配到东北苦寒之地，大部分被流放到宁古塔、三姓地区，这些地区逐渐成为流人的戍所。1713年，康熙下令“发遣人犯，暂停发齐齐哈尔、黑龙江等处，俱著发三姓地方”为奴。

(三)站丁的戍守

清初时期，在赫哲族所居的三姓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站丁的分布“自吉林至瑷珲间，设置十九处驿站，可直接通至黑龙江北岸的额苏里屯。每驿站额站丁并拨什库三十名，他们战时执行战勤，平时耕地自给。”这些站丁因为跟随吴三桂入滇，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受到惩治被发配至三姓地区充当站丁。

清朝前期严格实行的包括三姓地区在内的东北封禁政策，“禁止无业流民在彼栖处。由宁古塔至三姓、珲春，由拉林、阿勒楚喀至三姓各路，禁止无票之人行走，不论旗人与家奴之女，皆不得嫁与民人。”[5]但是私闯关隘去东北逃生的流民依然屡禁不止，他们长途跋涉深入关外，远至三姓地区的流民越来越多。

三、清朝后期三姓地区人口的迁入

(一)流民的迁入

进入清末，关内北方各省战乱连年，自然灾害频发。“山东、河北、河南三省自1823年至1911年的88年间，就有7400多个县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其中山东、河北两省就有67万多个村庄。”[6]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地狭人稠，劳动力过剩，生存困难。以山东省为例，1840年人口已达到31987566人[7]，更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赫哲族所在的三姓地区拥有优质的黑土地和丰厚的物产资源，正适合处于流离失所、无处安家的流民投奔。因此为了谋求生存，关内贫民以及破产手工业者，把眼光投向三姓地区，纷纷外移。

(二)垦民的迁入

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因而造成东北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三姓地区赫哲族居多，由于其是典型的渔猎民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居住上表现出显著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始终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聚居区部落。因此这就给沙俄侵略一个可乘之机。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多次侵犯三姓地区，骚扰民众。为此，吉林和黑龙江将军多次请奏，但清朝政府却置若罔闻，依然“隐忍规避，听客所为”。

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侵略的脚步加快。因此开放东北边疆，招民垦殖，以实边防，成为当务之急;而赫哲族所在的三姓地区即成为重中之重。“惟珲春最近，惟三姓最危。”

三姓地区“东北直接俄境，边防同为吃重……以期绥靖地方，震慑强敌”[10]。因此，清政府从1880年开始，在东北边疆开始逐步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并委任三品大臣吴大?、吉林将军铭安督办三姓地区的移民防务。为了吸引垦民开发三姓地区，“光绪七年(1881年)开辟了宁古塔至三姓的驿道，并积极征调当地的赫哲士勇戍守”[11]。于是，关内北方各省流民大量涌入东北，深入到东北边疆三姓地区的也逐渐增多。原本荒芜的三姓地区逐渐被开垦良田，“1894年，吉林三姓江北五站招民承领陆续垦成熟地二万二千三百一十七垧多，生荒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余垧”[12]。

(三)流人入官庄

清朝时期，三姓地区有不少发配而来的流人。这些发配到苦寒之地的流人一般都成为披甲人之奴。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将发配至东北他处的流人迁移到三姓地区，并使其并入官庄种田。“将从京城移来籍没入官之人及从宁古塔、伯都纳移来安插之人犯、赏奴与本地赏奴等，一并俱令入官庄……令其种田，四十五年又将本地无主之五十包衣入官庄，添设五个官庄……令其种田。”

这些三姓地区的流人大部分成为官庄的种田人或者是苦劳役，随着流人的不断增多加速了该地区人口变迁的步伐。 综上所述，清朝是三姓地区人口发生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出现了人口变迁的社会现象。人口变迁给该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先进的思想和风范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素质，频繁的族际通婚，则提高了民族体质、加强了民族融合。因此清朝时期的人口变迁对三姓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