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萨斯理论出现之前，有种与之对立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本质上把人口增长看成是独立的自变量，认为人口增长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它适用于分析在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前人口缓慢演化的过程，即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这个期间里，人们在长期居无定所的渔猎社会里，逐渐发现了一些资源丰富、环境适宜、适合定居的地方比如说河畔边，这里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如果到这里生活就再不用到处改变住所来维生了，继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相同的地方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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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世界人口简史》约束

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发展至今，它是如何进行内外调整的，它的调整机制是什么才保证了如今全球XX亿人口较为稳定的繁衍与发展。XXX在《繁衍―世界人口简史》中用“约束―选择”机制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所谓“约束―选择”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指在面对阻碍人口发展的约束条件时，人口是如何利用可以进行的选择来应对危机的。世界人口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人口不断遇到不利或有利情况，然后作出反应和调整并且反过来影响环境的历史。

以前是，现在是，未来还会复制这样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虑如今庞大的人口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应该适当思考人口可以利用的“选择”机制在应对客观“约束”时，能否比过去更有效率。

一、人口的发展空间

人口的发展轨迹是一些生物性的动力或阻力因素和环境性的动力或阻力因素共同影响的，生物性的动力和阻力(往往是指生育的欲望与不可逃避的死亡)决定了人类的生与死的自然规律，而环境性的动力和阻力则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影响人类自有的生死规律。人类这种生物采用K策略的生存模式，即生育数量较少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抚养后代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生存模式下相对多的投入能够减少机体的弱点，并且相对于采取R策略的生物(高水平的繁殖力与低水平的抚养投入，死亡率高)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率。

人口的发展空间是由不同的总和生育率(一代妇女在她们生殖期过程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量)和预期寿命(由死亡率决定，也可称为人从出生到生育末期的死亡强度)共同决定的。所谓还清人口债是说夫妻二人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存活到生殖期的孩子，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替代自己。这样的人口发展下去才会维持或壮大规模而不至于越来越少。

二、人口的生与死

决定每个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变量有三个，一是生殖时期的长短。大量的数据表明，妇女生下最后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很稳定的，一般在38岁到41岁之间。那么建立以生育为目的的婚姻开始年龄就决定了生殖时期的长短，这个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文化上的问题，即社会政策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二是生育间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在没有有意识地采取避孕措施情况下的生育的情况下，生育间隔往往主要被产后哺乳期或曰产后不孕期(3-24个月)和怀孕平均时间所决定;三是生育控制。在没有出现生育控制之前，生殖时期的长短与生育间隔是影响自然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而出现了生育控制之后，生育控制变成了决定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

是什么因素把人类从高死亡率中解脱出来?首先是教育，这个对于降低婴儿死亡率有着很大的帮助。生命中前15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危险时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挺过这15年那么就能够在很低的死亡风险下存活很多年，如果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能够得到显著的下降，那将对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做出大约2/3的贡献。也就是说降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是关键的一步，那么具体来说这关键的一步是如何与教育产生关系的?主要在于新生儿的家长或护理人能否有那种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的健康保健的意识，从孕育到生产到哺乳，每一步都有相对正确和健康的做法来保证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更能保证新生儿日后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

那么放到少围观一点的层次，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于诞生还需要医院这样的更专业更正规的机构的保证，而这样正规的机构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能够存在多少，其专业性又有多少，这都还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第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能否支撑起前面提到的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养生健康知识的普及，能否支撑起大范围的疾病控制，能否支撑起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充足，这都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那么最后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死亡率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

但是还有两个矛盾的地方，一是有些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对等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也不总是呈反相关。前者可以这样理解：民众的意识水平并不一定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比如说中东一些富裕的石油国，他们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很大的原因是女性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另外，低的死亡率不是一定要产生于经济发达的社会，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宏观安排把足够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分给医疗卫生事业，那么就算是最穷的国家也可以达到较低的死亡率。第二个矛盾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死亡率下降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前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一定带来死亡率的下降，因此也不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其次，即使死亡率下降了也不一定会使生育率下降。那么针对这些特殊的因素，可以人为地采取一些手段来使生育率下降：

(1)先把死亡率降下来;

(2)不断地增加育儿成本：普及儿童义务教育(育儿货币成本多)、规定童工非法(阻断养儿货币收入)、提高女性教育水平、鼓励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育儿的机会成本);

(3)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让社会分担养老的负担，逐渐从养儿防老到社会养老;(4)普及避孕知识，让人们有能力负担避孕器具并在心里接受避孕知识。

三、约束与选择

约束力量主要包括恶劣的环境，疾病，可用食物能源的有限性等等，而选择力量包括：疾病预防、生物适应(例如对抗疾病的免疫力)、迁移、生育控制和生育政策(例如早婚、晚婚、计划生育)。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在选择和约束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前进的，期间产生了漫长的增长时期，也存在着停滞与倒退期。人口不断地做选择作调整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弹性的人口得到奖励，而脆弱和死板的人口遭受了不良的后果。

比如说爱尔兰的例子，曾经的爱尔兰是西欧一带最为贫穷的国家，国内基本上都是贫困的村民，他们通常要上缴沉重的赋税，生活条件也极度恶劣，但后来这个国家却经历了一段繁荣的人口增长阶段。这首先要归功于马铃薯的引进，马铃薯适应性强，而且含有大量能量，产量也高，这都使得大量人口存活成为可能。后来新的土地政策(准许农田扩张)和婚姻制度(结婚了就可以自己另立门户，开垦出一片新土地，比之前更好地生活)使得结婚成本降低，甚至是获取利益。

这就导致了高结婚率高生育率与低死亡率，人口出现了高速的增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约束选择的正面的例子，而后来就发生了悲剧：爱尔兰人口持续高速增长，逐渐破坏了这种均衡，紧接着一种菌类的流行逐步地最后完全地破坏了马铃薯的收成，带来了一场大饥荒同时又有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大量迁出。如果说当时人们能够意识到人与资源环境的均衡是脆弱的，然后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和婚姻制度，控制生育率以降低人口增长的话，那么爱尔兰的人口将会持续繁荣下去，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幸运。

可见这样一个死板的不灵活的人口群体最后是会遭受到自然和人口规律的惩罚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到底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还是促进作用。在马尔萨斯理论出现之前，有种与之对立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种观点本质上把人口增长看成是独立的自变量，认为人口增长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它适用于分析在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前人口缓慢演化的过程，即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这个期间里，人们在长期居无定所的渔猎社会里，逐渐发现了一些资源丰富、环境适宜、适合定居的地方比如说河畔边，这里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如果到这里生活就再不用到处改变住所来维生了，继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相同的地方定居。

增长的人口又迫使他们扩大自己的食物范围，种植那些味道不好但是容易繁殖的食物，这样农业社会就慢慢拉开序幕。农业允许更高产的食物生长，允许更稠密的人口。同时又由于农业的劳动量很大，每单位食物都需要同等甚至更高的劳动投入，因此新增加的人口都能够找到终身从事的活动―做农活。此时因为人口是缓慢增加，于是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均衡会持续很久，而打破均衡的过程也是缓慢的，是人们探索更高效率的生产的过程。在缓慢这一特点下，人类有大量的时间来把环境变成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状态。由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以及农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口促进发展的可以应用的背景。

后来到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带来的负面影响初步显现，这个时候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人口不再是农业社会的缓慢增长了。同时此时的工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长期的粗放型发展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升，工业发展技术没有新进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发作种种负面影响让人们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被快速打破。

于是马尔萨斯和许多其他人采取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潜力(以几何级数增长)和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的增长潜力(食物以算数级数增长)是不相容的。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会使任何革新和发明带来的产量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润消失。马尔萨斯认为饥荒、疾病、或战争可以缩小人口的规模，重建人与资源的均衡，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有提倡预防性和道德行的约束形式例如保持单身或至少是晚婚。

笔者在这里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作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我们应该注意一点，保持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靠的是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改变，而不是死亡，任何企图通过提高死亡率来达到人与资源的均衡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并且新的均衡也是不持久的。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他那个时代过去之后人口会出现的自愿的生育控制(当全社会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育儿的机会成本提高时，人们倾向于不需求更多的孩子)这比起在人口与资源发生不均衡时马尔萨斯提出的那些手段要有效得多。

四、展望

如今的世界又与这两种观点问世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如今人们越来越认同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均衡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与敏感。同时农业技术革命性的进展使得养活庞大人口成为可能，集约型的工业发展，使生产每单位的财富所消耗的能源越来越低(能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也就是说，人口可以利用的“选择”机制在应对客观“约束”时，比过去更有效率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事物都不会无限发展下去，人口的增长总归是受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的限制。

我们该如何考虑地球能够容纳的人类数量?首先应该考虑人类的特殊性：人类能够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不断提升其适应能力并反过来影响环境。我们可以预料到庞大的人口对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粮食和居住空间的需求增长，可能会导致一些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但是科学技术却能够可以抵消不利影响，比如说提高生产率、发展高产农业和土地利用从粗放转向集约型，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寻求替代能源等等。社会制度和文化也可以起到相类似的作用。

最后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目前我国人口模式的利弊。首先不得不承认当前的人口增长要比以前的更有效率和秩序。但背后还有很严重的弊端，由于生育率低，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少，尤其是在中国还有庞大的独生子女，一旦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现象，它给现代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比以前要大得多，孩子的离去会给家庭的打击是巨大的。同时由于缺少更多的儿女，失去双亲的孩子处境也十分艰难。

就是说如今的人口面对风险时显得更加的脆弱。再有就是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造成的沉重的负担，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导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不同于别的国家，我国由于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如今早已步入老龄化行列，并且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总人口数的1/3，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无疑的巨大的挑战。最后便是极低的生育率无法进行人口更替。在中国各机构与学者预测的总和生育率都不超过2，在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甚至不到1，未来对于中国，消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人口红利而是基本的能够维持经济社会运行下去的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