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现代文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篇一

《 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 》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化)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为西方读者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使其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一种猛烈的冲击，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物质文化：中国特有的器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建筑风景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中国器物和建筑风景必然和外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在小说中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和建筑风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这些器物和建筑风景的性质状态展现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Therewasalsoajadejuyi(如意),apurelyornamentalbutimportantformalweddinggift,usuallyplacedonthetablefordisplayasasymbolofgoodluck.在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意是一种饰物，象征着吉祥如意。作者在小说里不但对如意进行了音译，同时又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器物，使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的姓名、称谓以及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文化名词，民间俗语和格言在旧中国根据人们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会给与其不同的称谓。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这些称谓进行翻译。比如奶奶、老爷、丫头，作者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些称谓，作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必要时加注。比如汉语中的“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作者分别分别把它们音译成了：Tachieh、ErhHsiaochieh和SanHsiaochiech，还在括号中加上注释，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外国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在翻译此类文化术语时，不仅表达了每个风俗习惯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例如：Shetookoutofherjacketapackageofsilverandturneditovertothebride’smotherandsaidthiswasthemenpao,orpresentsofsilverfortheservantsofthebride’sfamilywhichinthiscasemeanttheservantsoftheYaos.在旧时代的中国，赏门包给下人是一种旧习俗，它能为主人面子上增光，同时显示了主人的仁慈和大方。在小说中作者先是把门包音译给读者，然后对其实质和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正是对异化翻译策略成功运用。它不仅使读者对旧中国“赏门包儿”的民间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读者对中国习俗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民间的俗语和俚语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它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精华所在。作者在翻译此类语言时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Thiswaswhatisknownas“killingalandscape.”它要表达的是中国民间俗语“大煞风景”，在英文中是没有类似的比喻的。作者把原句中的生动、形象比喻翻译到英文中，加深了读者对原句含义的理解。

3.精神文化作者在《京华烟云》每部分开头都摘选了一部分庄子著作的内容。比如出自《庄子•大宗师》的“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作者把他们翻译成了“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r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作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使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接收英语表达习惯的同时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从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与启示

异化翻译是缓和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原语风姿、了解异国文化、丰富语言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五个方面，以下内容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异化翻译对源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异域文化的描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把原文中有别于自身的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译文中进行还原式再现，使译语读者对原文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2.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不仅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式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包括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以异化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风采;

3.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异化翻译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比如“因特网”“沙发”“啤酒”这些我们常见的生活词汇，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汉语词汇中，也属于英语的语言内容。翻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这些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

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间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异化翻译可以使读者了解有别于自身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进而吸收和借鉴异国语言;

5.由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产生了障碍。异语翻译可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异国语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缓和文化冲突。综上所述，异化翻译策略在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策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伴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也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迫切希望互相了解，并都想让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国际人口快速、频繁流动，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

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广大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其它电子媒介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为不同国家、民族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异语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特色，反映异国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能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还能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但是，异化翻译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它不可能完全代替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两者只有主辅之别，没有高低之分。译者应该在了解原文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文本翻译目的，然后综合考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选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以达到最理想、最完美的翻译效果。

现代文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篇二

《 现代文学作品技术单向性伦理观研究 》

1.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教育功能

人类对文学内在含义的研究在不断变化，人类的文本研究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对文学作品审视的角度也一直处在不断重新界定的不确定状态。这种范式的转化和不确定性，为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发展提供了来自自身的动力。生态危机的信号使我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重新审视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批判，解释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并力图寻找一种临界点的反动。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危机严重恶化的当今时代，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基本都可以归因为一个破碎的世界观：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断代缺层的和被异化了的世界。

因此，他们主张，现在所需的是某种系统理论的定向，这种理论提供给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去观察和感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模式和命运之网中。然而打破这种思维定式的网的方法和手段不能仅仅依仗生态伦理学的传播，也依赖多种学科共同努力来改变这种断裂和异化了生态伦理观的状态。格伦•洛夫在《重新评价自然：走向一种生态学文学批评》中曾经这样声言，“当今文学的最重要功能是将人类意识重新指引向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充分认识。”洛夫所主张的“文学功能生态化”彰显了文学在生态伦理意识普及方面的教育功能。当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的时候，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社会背景具有“物理向度”和“心灵向度”双重功能，其生态诉求也比较明显。在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对科技的控制欲不断膨胀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呈现了多重的科技态度，很多作家表现出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忧。

2.《寂静的春天》对现代技术的批判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寂静的春天》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文学特有的细腻笔触来写作的生态科学报告。该书以科学事实为基础，以科学家的视角和逻辑严谨的语言，表达了地球共同体的概念，要求尊重生态共同体本来的面目，反对破坏环境的行径。荷兰科学家贝尔金形容说，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行为就像硕大的大象闯入摆满了一碰即碎的瓷器店，这恰恰是卡森在书中描写的人类使用杀虫剂等时候造成的对自然界的影响：由于广泛使用“2，4-D”除草剂去控制阔叶草，野草已成为对谷类和大豆产量的一种威胁;控制豚草进行地毯式喷洒的结果是豚草更多了。

人类狂妄的使用科学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也许我们尚不了解其他的一些植物正在起着对土壤有用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去残忍的将它们根除”[1]。这是因为人类忽略了一个完整生态系统内自发的种群控制能力、滥施人类的干预而造成的，正确利用自然自我平衡的力量而不是化学试剂，能够达到万物和谐的目的。但是短视的人们不愿意使用这种天然的除害方法，相反，大量的化学杀虫剂进入了自然循环系统，卡森以确凿的证据，阐明了这些化学试剂对生态圈的破坏：喷洒——人类、家禽、野生动物中毒——河流——降雨——土壤，通过自然的循环作用，杀虫剂进入了自然界各个环节。“褐色长尾鸫鸟、燕八哥、野百灵鸟、白头翁和雉都消失了。

一场细雨后，可以看到很多死去的蚯蚓，可能知更鸟就是吃了这些有毒的蚯蚓，降雨在毒物的邪恶作用下，进入了鸟类的生活，因而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药剂了”，类似这种的描述贯穿于《寂静的春天》的始末。《寂静的春天》成为环境保护运动中的圣经，因为越发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很多人相信，“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3.爱德华•艾比与“生态性故意破坏”

爱德华•艾比(EdwardAbbey，1927—1989)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充满争议性的一个作家，被冠以“自然主义写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号，这是对他写作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总结。艾比的代表作《有意破坏帮》于1975年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奠定了他在美国生态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以现实为基础，揭示了为促进美国西部大开发而投资数亿美元的巨型水坝(格兰峡谷大坝)建成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修复的损害。

小说的主人公海都克(GeorgeWashingtonHayduke)在越南战场上作战两年，回国后发现环境已经面目全非了，工地、垃圾、推土机、沙漠、毒气、巨型水坝将河流截断。他和他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有意破坏的方式阻止人们破坏生态平衡，目的是让自然保持原色，他们毁掉代表人类强制力的推土机，割断电缆，炸断桥梁，甚至要用炸药炸毁耗资7.5亿美元的大坝。他们这种近似疯狂的行动显然是破坏社会秩序、违背法律的，有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生态原教旨主义，为保持生态原貌而不择手段。这本小说创造了“生态性有意破坏”的概念。

所谓“生态性有意破坏”，是指环保者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而摧毁破坏自然环境的工具等的运动。生态性有意破坏的前提是用暴力摧毁机器和设备的同时，不造成任何人身伤害。面对主人公海都克为首的四人组为“让自然保持原样”而进行的“生态性有意破坏”活动，舆论一片哗然，赞成者是一个阵营，而反对者亦比比皆是。当从立法或者政策保障方面得不到有力支持的时候，若文明方式的抵抗也无法解决问题，《有意破坏帮》中的粗暴解决方式就成为民众解决矛盾的方式的一种尝试。

小说的主人公海都克试图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打破技术作为“强求”的属性。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如果强行向自然界提出不属于自然界本来属性的要求，这种强求会严重侵害事物存在的特征;在这种严重侵害中，事物被迫放弃它本真的存在，海都克和他的伙伴们想恢复自然被人异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堤坝所代表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框架，为了谋求人类的最大利益，水坝、水渠工程代表的技术手段，已经蒙蔽了人类的眼睛。

4.《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与科技放逐

作为见证了两个世纪文明发展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1910—2013)，其百年生涯中见证了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并将与环境相关的主题带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玛拉与丹恩历险记》在开头营造了地球生态系统被摧毁的自然环境背景，北半球被冰雪覆盖，南半球被沙暴席卷，而人类能居住的低纬度地区的大地则到处是干涸的景象。马拉和丹恩姐弟两人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了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危机的挑战。

恶人、巨龙、蝎子的攻击总是伴随着险恶的自然环境，挑战了姐弟二人的人性和忍耐。莱辛通过玛拉的语言阐明这样的道理，如果要获得救赎，人类的意识必须要上升到和平、环保的高度：“每一座展馆的展品都是各色武器。而恰恰是这些武器结束了前度文明，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冰川时代的到来，文明还是要结束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人类的暴行表现为无度的使用武器，也表现在无度的摧残自然。莱辛通过描写大象的尸骨，警告人类破坏自然的结局：“干旱持续的太久了，所以这些巨象死了，如果干旱再继续，人类也要灭亡了。”姐弟两人最终到达绿洲，生活在一个绿色生机的世界中，马拉说：“我再也不带这些武器了，我再也不想看到刀子、匕首和武器了。”莱辛的故事情节安排是充满了深层次含义的，当玛拉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的时候，围绕她的环境变成了“到处都是蓝色，蓝蓝的大海和明媚的天空。蓝天中漂浮着大片的白云”。

《玛拉与丹恩历险记》中的矛盾关系如果上升到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明显呈现出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伦理思考的特质：将人从生态环境中心的神坛上赶走，用一种整体和非人类中心的看法来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莱辛在对《玛拉与丹恩历险记》的记者访谈中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在这场本我、自我和超我交织的旅行中，莱辛完成了她的生态伦理思想倾诉：如果破坏了环境，人类挑战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只有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结合起来的时候，人类才有真正的生存。

5.《羚羊与秧鸡》与技术异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加拿大作家之一，她的小说《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呈现的是一个被基因工程技术摧毁的未来世界。该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背景，表现了对从1973年起第一例DNA实验成功后不断进步的基因科技的忧患意识。

这部生态预警小说围绕着科技的放纵发展对人类世界带来的灾难而展开故事情节：在科技发展到尽头的时候，世界唯一的幸存者“雪人”(吉米)和其他的变态生物品种(器官猪、狼犬兽、秧鸡人)共同生活的情景。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讲雪人面临着太阳的炙烤、饥饿的肚皮和怪兽的追逐;另一条是讲雪人回忆自己如何沦落到绝境中。这部小说中基因技术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阿特伍德以雪人的遭遇揭示了技术至上的价值观导致的结果：基因工程对自然本来面目的改变;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造成的人的异化以及与自然的疏离。

这部小说的情节是荒谬而丑恶的，阿特伍德选择了一种极致夸张的丑陋方式描写了人类改变自然本来面目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和罗丹的艺术创作途径不谋而合：罗丹认为，选择丑的对象来表现生活，往往要比美的刻画雕塑更能表现事物的本来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作家从破坏自然造成的后果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生态伦理理念的原因。阿特伍德选择了从文化堕落、人性堕落带来的恶果的角度来撰写小说，强烈谴责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走向功利化带来的毁灭。技术的性质本来是作为人类摆脱自然赋予人的生理弱势而改变世界的工具，但是现代技术越来越深入发展，不断的改变和支配人类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羚羊与秧鸡》表达了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种焦虑，面对着愈发先进的科技，这种科技发展需要一种配套的人文价值观，使得科技的发展维持在一定的界限内，否则其后果难以预料。阿特伍德曾担心，人们对于科技发展的把握犹如两岁的孩子面对着电动割草机一样无措。问题的解决不在于科技的本质，而在于如何把握科技和社会的和谐相处，如何不让科技发展的高度超过了道德边界、打破责任的束缚。有人认为阿特伍德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在夸大技术的反作用力。阿特伍德评价道：“请不要误以为《羚羊和秧鸡》是反科学的。科学是一种认知的方式，也是一种工具，正如所有其他的认知工具和方式。它可以被用来作恶。它也可以被收买和出售，人们常常这样做，但是科学本身并无害处，正如电那样，它是中性的。”作者在结尾设计了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理性程度去设计故事的走向，在文明的废墟面前，吉米发现了另外三个幸存者，“他们会和谐相处吗?”作者实质上在质问，人类在废墟上重建文明的时候，该以什么样的生态观来面对发展。

6.总结

在科技膨胀发展、技术力量对自然的异化愈发严重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中融入这种视角体现了人类对科技理性发展的忧虑和对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发展的期望。当正确的生态伦理观逐步形成但是却无法贯穿到人类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的时候，卡森、艾比、阿特伍德等在作品中用危机论的眼光对待“技术”这把双刃剑。当代文学作品的一个常见话题是人类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持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技术文化的危机性特征。技术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不能靠一味排斥技术，也不能靠单向度的技术理性，必须要在以技术改变生活的同时，不破坏自然的统一和和谐。

现代文学专科毕业论文范文篇三

《 现代文学视域中服饰交际功能研究 》

服饰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一种象征与反映，并且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蔽体御寒的实用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明的迈进，中华民族的服饰演变也处于一个多变且多彩的过程之中。明末之前的“汉服”、清代的“旗装”等都成为历史的景致，从现代开始，民国时期的中山装与西装、20年代最为流行的旗袍、50年代流入中国的布拉吉、文革时期的草绿色军便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融入了越来越多外来元素的服饰等，也都无不显示着在时代的推手之下，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外界折射的意义。其不再局限于蔽体的实用作用，而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展示与象征使命。因此，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在时间长河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周礼》中就有关于“服饰”的定义：“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皆五彩五就，以朝日。公执三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五彩五就。”由此，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服饰”所包含的“衣服与配饰”的定义古往今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更，但上升到文学意义，服饰在作品中除了能够体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同时对于形象的设置与塑造、作家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以及价值抉择等具有愈益重要的体现。尤其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叙述更偏重于“诗骚”传统，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转移，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也愈益成为作品描写中一个重要的表述部分。

一、服饰与身体展示

服饰作为身体外观的一部分，它无时无刻不在向外部世界传递些讯息，甚至有古语曰：“女为悦己者容”。在张恨水《金粉世家》中，他以一种消遣性的手法描写高门富族的精致生活，必然对穿着打扮有着详细的描述。在第一回中，金燕西陌上闲游，“身上单穿一件蓝宝色细丝驼绒长袍，将两只衫袖，微微挽起一点，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右手勒着马缰绳，左手拿着一根湘竹湖丝洒雪鞭。”几句描写，将金家少爷的纨绔、放浪以及其在金玉包裹中的生活展露出来，同时衣着的品味也将使得其飒爽帅气不言而自然明了。正是这样一位身边倚红偎翠，不乏丽质聪颖女人相绕的富家宠儿，面对冷清秋的素净雅致却是产生出一种自然靠近的情愫。在此，我们可以将冷清秋与白秀珠这两位年轻少女的装扮进行对照分析。

燕西初见清秋时，她“挽着如意发髻，发髻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线，……。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细条百辫周身来滚了。项脖子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而在金凤举夫妇举办芍药会上，白秀珠则以这样的方式出场：“银杏色闪光印花缎的长衫，挖着鸡心领，露出胸脯前面一块水红色薄绸的衬衫。衬衫上面又露出一串珠圈。”相对于白秀珠们的艳丽夺目，冷清秋的淡雅素净可谓是让人眼前一亮，无意插柳却在燕西内心之中投影成了一片初春的甘新与阴凉，像是淡淡隐隐的远山、逐渐晕染开来的水墨，以其柔软的姿态在不经意的一瞥中让人顿感烟云弥绕，凭虚御风，可望而不可得。

而白秀珠们的有意而为，像是一团粘稠的糖浆，终日以目而食终会有厌腻之感。可以说是爱情薄淡时，美人无不寻常，浓厚之时，情人无处不为美。一个是带着青春的朦胧美与纯良感，一个是故作成熟与性感的美媚感，因此，张爱玲在《穿》中说到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这样的评价似乎也可以说明张恨水对于个人的审美倾向，甚至可以推测，金燕西对于冷清秋的一目倾心也带有着作者个人的主观选择。在四十年代，将服饰与身体描写融合到极致的当属张爱玲了。张爱玲不仅有着对服饰历史的流变与对女装审美的敏感性与独特性，同时在其作品中，服饰的描写也是时代风情的一道靓丽之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描述王娇蕊：“一件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合在身上，从那淡墨条子上约略猜想出身体的轮廓，一条一条，一寸一寸都是活的。”，浴袍的松垮与随意之感很难给人以一种女性曲线美的视觉感官，但是在这种与“红玫瑰”情爱的朦胧阶段实际上却隐藏着一段性的暗示。

“她穿着一件一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粘着什么就染绿了……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路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在这种红绿相配的色彩对照之下，视觉、嗅觉与触觉的糅合，明显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强大的渗透力与无所不摧的感染力，带着一种活泼明艳而充满诱惑的旋律，在肆意的身体展览之中，“红玫瑰”的激情妩媚，鲜辣细腻都被深锁于脑海之中，带着一种慑人的强力征服了振保。张爱玲用一种对于色彩的敏锐来展现她对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思考以及独特的审美哲学。这种带有充斥感的“性”就像是“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要比西方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

二、服饰与人物表达

服饰不仅是人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一种展示，是“性”的一种隐喻与象征，同时作家们还通过服饰来表情达意，也藉以展示人物形象的设置以及命运走向的归宿。优秀的小说离不开典型人物，但是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也是不容小觑的。用服饰来展现蕴含丰厚，使得各色人物如临眼前，在性格不同的穿着打扮中，又上演这一段段真情的哭喜欢悲，平凡生活的生死浮沉，体现出丰富的服饰心理。

鲁迅的《孔乙己》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一出场便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装扮，落魄文人卑己自牧的特质使得他不愿意同地位地下的短衣帮沦为一起，还带着知识分子落魄的穷酸气。“长衫”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长衫”的孔乙己又不能像阔绰的“长衫们”“到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下喝。”身份上的窘迫性与模棱两可使得孔乙己处于社会身份认同中一种较为尴尬的夹层中，被悬置的感觉像是晚秋时分的叶子，苟延残喘着以为有希望却不知觉间早已被无情的排斥与抛弃。孔乙己的伤痕与惨白的胡子如同他的衣服一样是残破的，时代给予的伤痕熄灭着精神面貌的光芒，不断地沦落，直至消失再不会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鲁迅对于人物服饰的描写一般多与肖像描写搭配出现，两者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与表现。《故乡》中对于闰土有两次直接的肖像描写。“我”将近年末初见儿时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经久未见，回到故乡再次与闰土相遇则是另一种情形：“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记忆上的闰土了……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对于儿时闰土的服饰描写虽然简洁，但却是在鲁迅作品多是带有悲怆凄寒色彩的服饰描写中，少见的带有一种温情色彩的一次描述。在此，我们对于闰土的形象可以进行对比。当童年闰土的“小毡帽”被岁月侵蚀为“破毡帽”，并且在瑟缩的寒风里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在鲁迅未见到儿时要好的小伙伴之前，那些关于脖子上明晃晃的银项圈、雪地捕鸟、月下拿钢叉的少年闰土的回忆片段充溢着满满的乡情。

虽然封建思想在这些年侵蚀了闰土的思想，以至于使他这次见面便称呼“我”为“老爷”，这让鲁迅以至于我们读者都心生痛惜。闰土穿着的变化实际上是思想上变化的一种外在折射，使得文本之中流露出一中淡淡的，迷惘的时代哀愁。相对于鲁迅服饰描写常与肖像描写搭配的内敛，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更具有外张的特质，是一种明艳的张扬，张扬中带着荒凉与浓稠的悲哀。《金锁记》中曹七巧对季泽质问之后：“她睁着眼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

曹七巧姿色尚还可以，只是命运的摸弄，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七巧命运的结局。她不断地魔化，对童世舫摆出鸿门宴之时，“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封建遗留的服饰与代表现代文明的红热水袋发生一种落后与先进、沉暗与骚动的强烈对比之中，将气氛调整到极度的不安界面，让人内心毛骨悚然，“通向没有光的所在”，服饰的不断变化也显示出曹七巧这个人物性情的逐渐妖魔化，身体枷锁的逐渐紧缩化，以及对外腐蚀的锐利化。对于服饰的描绘，张爱玲可以说将其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在修饰人物，充当人类遮羞布的同时，又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用途。”

三、服饰与历史变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服饰。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决定着服饰的不断演变，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民国初期，时局动荡不安，在保守的价值观下有着保守的服饰审美。这时期的价值观仍然在传统的边缘游荡，摇摆不定，虽然有小部分的改动，但并未出现与传统的审美观相背离的现象。外来思想的涌入，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大的翻涌，新的服装样式也会有出现，但穿着的人还是少数。在军阀混战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长时间的深入，中国产生了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对于新新形式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服饰审美呈现出一种新的改观的局面。女学生们剪去长发，不再将身体被衣服完全的遮挡，在这个时期女性服装的一个转型便是引进西式洋装。

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中对于我们先前分析的冷清秋与白秀珠的服饰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国内传统的服饰改观，以及西洋服饰的装着在东方女性身上的展现。在金燕西的着装上可以看到男性们剪辫易服，在各种精美西装领带的装扮之下的新时尚。到了张爱玲写作的年代，上海作为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其包容性与开放性，在近代服饰的变革中处于浪潮的位置。张爱玲出生在服饰不断变化的晚清时期，并且由于对服饰的挚爱，亲身设计并体验着服饰的独特审美。张爱玲毫不掩饰对于富丽堂皇的追求，在小说服饰描写中也喜欢用浓重的色彩在参差对照之中展现人世的喜悲。“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独特的人生哲学，体现着“贯穿生命不彻底的苍凉启示，对服饰的拿捏的确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

结语

衣着装扮可以美化人们的外表，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体现人物的社会地位、职业等因素之外，对于作假的价值抉择、人物形象设置与命运归宿、时代与人物的审美等都是一种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一座座文字之塔中，是一种古典与现代的交融，这都体现着服饰的非语言交际功能，对于这种功能的理解将更利于我们对于作品的解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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