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研究员，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贵州省副省长等职，现任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兼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掌管资金达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1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2.82% 资金 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 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