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可能是想说却总也说不明白的一种追忆或感怀,是一种难以用确切概念表达的情感!很多时候,乡情往往是某种缺憾的弥补,是对思念的寄托。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表迖乡情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表迖乡情的文章篇1：乡情

尘埃多情迷离眼，三世落居心依然。泪雨催，砾沙击;七色林处梦湖畔，忆念夕枫旧楼轩。那经久不退的情，在记忆的脑海里一直燃烧……

有一种情，在你离开家乡之前，被动的存在潜意识里，一旦背起远走他乡的行囊，这种情就开始慢慢的萌发，如地球引力般存在，像酝酿已久的酒，在瓶口缝里透着淡淡的清香，慢慢渗透你的每一寸肌肤。这种情，就是乡情，只有远行的人，才会感觉的到。

浓浓乡情，乡音萦绕耳畔。乡情是游子爱的结晶，佳节时分，浓浓乡情望眼欲穿，寄思念给柔情的月亮，托清风送去祝福，愿远方的亲人不要牵挂，在路上的人是最坚强的。

远离故土，走进新疆，我变成了一个有情人，会自觉给父母打电话，会主动联系亲朋好友。在团场，聆听了许许多多屯垦戍边老革命的英勇事迹，见证了兵团民兵那种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他们让我更成熟;以前总爱抱怨的我，现在学会了接受，学会了自立;而那种意识里的那种无形无状的乡情，却难免煎熬我的内心。家乡的画面时常浮现在在我的脑海里或是梦里，而我选择了煎熬过后的坚强，因为我明白，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故乡，有远行人儿可爱的背影，多彩的故事;虽然每个人都在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但请不要忘记，在故乡，一直有等待你的人，他们温暖的关怀从未停止，若有归期，就是幸福。

表迖乡情的文章篇2：台湾的电话

沈紫云老妈妈是邳州众多台属中的一员，又是第二届台属联谊会副会长。日前，她向我透露在台湾大哥的近况，尤其是大哥频繁打来的电话让人深感他思乡感情之浓，表现了一位普通海外游子对家乡亲人的、对家乡发展的关注。

沈妈妈的大哥1947年在徐州第四中学读书，战乱随校师生去台至今日50年，直至于1986年才取得与大陆亲人的联系。1988年第一次返乡探亲，父母兄弟姐妹欢聚的情景自不必言说。

谁知这一去竟是与父决绝之日。在沈父病重的日子里，大哥一天打来几次电话问寒问暖，需要什么药品马上想办法寄过来。当时沈父身处武汉，四个儿子又不在身边，大哥只有借助小妹紫云探知父亲病情以慰孝心。没能为父送终是他终生遗憾。

今年，也许大哥已觉年迈又不得常常回乡之故，他打电话的频率更高了。他总是提起话筒就殷切称呼：“小妹吗?我是大哥。”然后滚豆子似的念叨开来：“我和你大嫂太忙了。你三个侄儿年幼均在读书，要花许多钱，在台湾、国外读书是非常昂贵的，我拼命挣钱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孩子寄居外国读书，还时不时遭到人家的欺骗。我真想把孩子送回家乡读，听说家乡的运河中学是省立重点，但你大嫂是台湾籍人，搬个家不易哇!等孩子长大了，我还是愿落叶归根。咱们父母每年的祭奠愿小妹多代劳，大家都要多保重，保重……千万别失去联系。”

大哥用颤抖的声音结束了谈话，听得出他是异常激动的。大哥还在电话里说现在台湾同胞回乡定居的人越来越多，光他认识的就不少。他小妹打听回乡定居的台胞情况如何，需要办什么样的手续，另外，他还想进一步了解家乡的投资环境，党对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由此可见大哥的思恋故土之心，他对家乡的确发展是时刻不会忘记的。

表迖乡情的文章篇3：那年那月那人

还是在上个世纪“人民公社”时期，我们生产队里的几个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栩栩然跃跃然。

一、小脚“队长”

人民公社刚开始时，由于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刮共产风浮夸风，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但是，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生产队的老百姓还是不怪天不怨人，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大家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亲密相处，社会十分和谐安定。今天想来，那个时期人的思想的确很单纯，觉悟前所未有，非常珍贵和难得。

1957年，我们生产队刚成立时有30多户人家150多口人。生产队长是宋振夫。按照辈分，我叫他“大爷”。不知什么原因，大爷的一只脚非常非常小，像旧时农村妇女裹着的小脚。因此，外号叫“小脚”。大爷虽然脚小，走路点着腿，但走起路来却很快。个头虽然不高，眼睛却很大，看上去很有精神。他的嘴里整天叼着一杆烟袋。烟杆虽然没有别人的那样长，但是烟袋却比别人的大。不抽的时候他就别在腰间，烟袋在屁股上摇来晃去。平时，有的队长动不动就睁眼骂人，但是他却只睁眼不骂人，只生气不发火，因为他有一杆烟袋。每每遇到烦心的事情时，他就掏出烟袋坐在那里一袋一袋的抽，直到消气时才坐起来。这杆烟袋帮了他很多忙，一直陪着他，须臾未曾离开。他在我们生产队当了近20年的队长，赢得了全队老少爷们的信任和支持。

生产队长是农村最基层的小官。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个官职再小的了。但是要把队长当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只干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最多的也就是三年五载。大爷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公道、正派、无私和以身作则。

生产队的地是集体的，地里的活是公家的。因此，有的人下地干活就不是那么积极。队长往往要围着村子喊好多遍才行，即使到了地里有时也磨磨蹭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天早上，他就先把自己家里的人喊起来先走，然后再去喊别的人。到了地里别人不干他先干。不像别的队长，别人在田里干，他在田头站，指手画脚。要是遇到脏活、累活、苦活，他更是积极带头。有一年冬天扒汪泥，大伙都嫌冷不愿下去，蹲在岸上抽烟拉呱。他到了以后什么也没说，卷起裤腿拿起铁锨就下到泥里。干着干着连小棉袄也脱了，脸上直冒汗。大伙见了都纷纷跳了下去。

大爷是出名的种地能手，庄稼活样样精通。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什么时间种，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生产队里的地有一大半是盐碱地，加上低洼，粮食产量一直很低。要是遇到大水便颗粒无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要靠上级救济和吃野菜树叶子充饥。大爷非常着急，常常夜不能寐。1962年，他利用冬闲的时间，组织大伙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把所有低洼的地都改造成台田种山芋。这一招果然很灵。到了秋天，山芋大丰收，个头长的特别大，味道又甜又面，家家户户都分了很多，院子里堆成了小山。夜里大家都忙着切山芋，田野里到处都晒上了白花花的山芋干子。不仅藏了满窖子鲜山芋，屋里也堆满了山芋干子，解决了一冬天和来年春天的吃饭问题。肚子吃饱了，人人都有了笑容。

公平公道难，无私无畏更难。大爷就是一个公平公道和无私无畏的人。生产队里的一根草、一粒粮他都没沾过，更别说贪腐。平时，队里分东西，有时按人口，有时按工分。在分配顺序上采取抓阄的办法，公开透明，不管是谁都一视同仁。没有特殊，没有厚薄。夏天，每当小麦打完进仓，晚上离开时，他当着大伙的面叫来管印的，把粮折里的小麦整平，然后盖上许多木印。锁好门后，把钥匙分别交给三个人保管。等到需要动的时候，再把大伙叫来验印。他生怕别人不放心，多少年一直坚持这么做。其实，大伙心里都有一杆称。因为他的家里大人小孩吃的喝得穿的都不比别人强，有时甚至比别人还差。仅凭这一点，大家就对他非常服气和敬佩。

大爷很会使用人，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常常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配任务。凡是体力壮的干重活，体力弱的干轻活，人尽其力，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当时，我们学生放暑假后，他就安排我带着他们薅草、打农药。我最喜欢的是给棉花打农药。当时我已是初中生，能看懂说明书，知道怎么配药，怎么用药。背着喷雾器觉得很神气，在棉花地里一打就是一上午也不觉得累。打完后，我们就脱个精光，一头钻到大汪里，洗个痛快，非常惬意。我们最不爱干的就是到高粱地里打秫叶。七、八月份，正值酷暑季节。特别是高粱地里，密不透风，更热更闷，常常热得喘不过气来。有时，我们干脆脱得光光的，一丝不挂。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干一阵歇一阵，不断地跑到地头小河沟里喝水洗澡。队长见了不但不批评，还表扬我们。我们干得就更起劲了。

大爷还是一个热心肠。他把生产队看成是一家人。不管谁家的事他都管。大到个人婚事，小到油盐酱醋柴，他都得考虑。当时，我们村有几个大龄青年因为家里穷，说不到媳妇，他就召集几个能说会道的女同志商量，鼓励她们回娘家说媒。并答应说成了给奖励。果然，这几个人很快都娶上了媳妇，干起活来劲头更足了。我们村有一户人家不会过日子，有时撑死有时饿死，到处借的都是债。为此，他就采取办法控制他。分粮食时不一次给他，分期分批的给，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家不断顿。平时要是谁家婆媳之间、弟兄之间闹点小矛盾，只要他去很快就能解决。大家在一起同劳动同甘苦同欢乐，相扶相助，从不斤斤计较，相互攀比，相处十分融洽。

“文革”结束那年，大爷因病突然去世。每天清晨，村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高亢嘹亮的喊声，再也看不见他叼着烟袋在村里奔波忙碌的身影。大家很不习惯，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2、“大力神”

“大力神”名叫宋友明。是我的近门二老爷。二老爷的命非常苦。解放前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陇，靠要饭为生。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和两个妹妹靠母亲要饭养大。解放后，家里分了土地，盖了两间又小又矮的茅草房子，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从小他的一只眼患了眼疾，由于没钱医治瞎了，只有一只眼能看见东西。由于又穷又瞎，一辈子没有找到老婆。后来两个妹妹先后出嫁，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

别看他只有一只眼，但是身体非常强壮，力气非常大。虽然不能象鲁智深那样倒拔白杨柳，但他的力气大却非常出名，连公社的干部都知道。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如鱼得水，高兴的不得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两个人抬不起的东西他一个人抱起来就走，人家挑100斤，他挑200斤。人家越是夸他，他干的就越欢，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他的力气就更大，常常让人目瞪口呆。麦收的时候，队长安排他赶大车，到地里拉麦子。他赶车的技术非常好，牛很听他使唤。车子想拉到哪儿就能停到哪儿，拉的又多又稳。但这还不是他的强项。队长主要是想让他装麦子。每当大伙把车子上的麦子堆高后，别人都装不上去了，他开始“发疯了”，抓起麦个子一口气就能扔上去十几个，站在车上装车的人应接不暇，连喊慢点慢点。但越是喊慢点他就扔的越起劲，直到不能再装了他才停下。

白天小麦在场上打好后，晚上要转到场屋里，运小麦的工具就是我们当地用柳条编的“笎子”，一“笎子”能装80多斤，劲小的两个人抬，劲大的一个人扛。而他确能一手拎一个。特别是到了晒小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雷阵雨，每当这时，全队的男女老少就一拥而上抢粮食。这更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手拎一个健步如飞。大家都给他鼓掌。有个妇女还跟他开玩笑说：“快点快点，扛完我给你说媳妇。”

二老爷力气大能干活，但吃得也特别多。1958年生产队吃食堂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时期也是二老爷最高兴最得意的日子。到了开饭的时候，大伙排队打饭。别人拿的是小磁碗，他拿的是小瓦盆。一瓦盆能装好几碗。打饭的怕他吃不完浪费没给他打满，他不愿意，非要人给他盛满。打饭的说：“你要是吃不完我往你肚子里灌。”过一会，当别人吃完来打第二碗时，他也来了。打饭的不相信，说：“你就在这锅边吃，吃完再盛。”打饭的看着他吃，果真他又喝了一盆。做饭的几个妇女都笑死了，说他比猪还能吃。队长说：“猪只能吃不能干，他能吃能干，我们队里要是多有几个这样的就好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每年冬闲时，就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青壮年到外地扒大河，妇女和老人在当地扒小河，场面非常壮观。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大伙肩挑杠抬，飞来跑去，劳动热情非常高涨。现在农村的水利工程基本还是保持那时的格局，没有多少变化。我二老爷就最喜欢到外地扒大河。因为那里管吃管住。

扒大河是二老爷展示自已的最好舞台。每一次都能评上先进，得到公社奖励。他在公社出名就是扒河扒的。1965年冬天扒徐洪河时，他第一个报了名。工地离家十多里，吃住在工地。他带着一床棉被和他的“宝贝”小瓦盆就去了。每一次只要有他去，带工的心里就踏实多了。因为公社是按照生产队为单位分配任务，天天考核，落后就要批评。当时生产队里只有5辆平板车。其中当然有他一辆。别人拉车需要有人帮，两三个人拉一车。而他却不要别人帮，一个人拉还轻来跑去，拉的都比别人多。他不但力气大而且手还非常巧。每当车子、抽水机坏了他还能卸下来修理。

有一次垄沟塌方，泥土把抽水机的管子堵上，无法排水。垄沟里很快积满了水，有半人多深。数九寒天，水里结着厚厚的冰。水不排掉就无法施工，几十口人都在那里清闲着，村队干部急的团团转。这时，二老爷上前说：“你们给我打半斤散酒，我下去挖泥。”大队干部赶紧派人到集市打来一斤散酒。他把酒倒在碗里，一口气喝完，迅速脱下棉袄，卷起裤子就跳到水里。他用铁锨一口气把管口周围的泥都掏了上来。等他上来，脸冻得铁青，浑身打颤，带工的赶紧让他到被窝里暖暖。他说：“不用，拉几车土就暖和了。”

工程完工后，他又一次评上先进，而且是县里的。他参加了县里召开的表彰大会，得了一张奖状和一个搪瓷脸盆。回到家里，他把奖状贴在后墙上，把带着梅花的搪瓷脸盆放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

二老爷非常孝顺，是一个大孝子。对老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一直活到90多岁。平时吃饭，他都是先紧母亲吃。等母亲吃饱了他才吃。冬天，他经常到外地扒河。碰上路远的，他就隔三差五的利用晚上回来看看老母亲，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赶回去。有时他向干部请假，干部就开玩笑说：“人家有媳妇的回家看看，你又没有媳妇去家干嘛。”他说：“俺没有媳妇俺有娘。”有一次，工地食堂蒸山芋吃，他觉得非常好吃，悄悄将一块山芋揣入怀里，夜里摸黑赶回家，把山芋交给母亲。母亲流着泪心疼地说：“你干一天活那么累，还想着我，以后不准回来。”

二老爷还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不但力气大，手也巧。不管谁家建房子、修房子、红白喜事他都不请自去。那时农村建房子需要拉很多泥土，是重活，他不嫌累不嫌脏，干活很卖力，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请他帮忙干活。他常说：“留劲干什么，又不能当钱花。”不管是公家活还是私人活，他都是一样卖力。我们队里几乎所有人家的活他都干过，谁家的饭他都吃过。大家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大家。

二老爷50多岁时，另一只眼也渐渐看不见东西。我父亲带他到县城，分别到县医院和中医院检查治疗，虽然吃了很多药，也没能治好。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加上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乡亲们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和恩德。轮流照顾他，没有让他受一天罪。

2008年春天，二老爷离开人世。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还专门为他修了墓。逢年过节，他的墓前总是有人烧纸。我也从未拉下一次。

3、“女汉子”

“女汉子”没有名字，只知道她丈夫姓聂。我们队里就她一家姓聂。按照老亲关系，我叫她表奶。表奶长的白白胖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她性格豪爽，好说好笑，胆大泼辣。他的丈夫是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性格和她相反，见人就笑，说话轻声细语，胆小怕事，从不得罪人。外号“老好人”。而表奶却有三好：好开玩笑，好管闲事，好出“风头”。

我们最喜欢和她在一起干活。她到那里那里就有欢乐。一边干活一边说笑，不枯燥不觉累。不知不觉活就干完了。有一年夏天，在麦场上打小麦，刚打完一场，大伙在一起休息。这次不是别人先挑衅她，而是她先鼓捣别人。一个劳力坐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抽烟，她捧起一把麦糠悄悄从后边放到人家脖子里，搞得人家浑身刺挠挠的。这时，几个喊她表婶子的劳力一拥而上，迅速把她按在地上，有的解她的裤腰带，有的赶紧用木锨铲起麦糠往她的裤子里放。她急在地上滚来滚去，越滚越刺挠，一边滚一边骂。等她站起来，麦糠从她的裤腿里不断往下撒，越蹦撒的越多，大家越看越想笑，一直笑到肚子疼还想笑。

闹归闹，笑归笑。可她办起正事那可是非常认真。她热爱集体，对集体一心不二。那时干活全凭自觉，队长也不能一天到晚在那里看着。干活时，特别是天热的时候，有个别小青年躲懒，经常跑到树荫下乘凉。有一次，一个好躲懒的人躲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她再也憋不住，就说他几句。这个人很不高兴地说：“你管天管地，你还管拉屎放屁吗?”表奶本着脸说：“我管不了天也管不了地，单管那个拉滑屎的。大家要都像你这样，吃什么吃，拉什么拉，连喝西北风也喝不到。”说的那个人闭口无言。从此大家叫她“二队长”，只要她在就没有敢躲滑的。

1958年，生产队吃食堂。秋天，山芋下来时，在大锅里煮山芋吃。吃饭时，有的人乱吃乱扔，满地扔的都是熟山芋。表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