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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毛概的论文篇一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探源》

[摘 要]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南。从传统文化、父母师长影响、马列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几个角度探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形成源泉和形成过程，对我们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道德品格和卓越道德思想，进一步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 探源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极具共产主义高尚道德情操的道德楷模，他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南。当我们在感叹毛泽东的高尚道德品格和卓越道德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对毛泽东是如何形成这样的道德品格和道德思想作一番深入的探讨，以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地借鉴学习他曾走过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一、传统文化为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毛泽东很早就具有了儒家特征的济世情怀和远大志向。毛泽东幼时读过六年私塾，既学习《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入门读物，也学习《论语》《孟子》《诗经》等“四书五经”。虽然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良好的古文阅读能力，也奠定了他扎实的孔孟思想基础。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主要是在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期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1]P21。

这期间的学习也使毛泽东更加懂得了读书的目的，从而树立了胸怀天下，以苍生为念的远大志向。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5年9月，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和“为世界人之学”。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1]P19虽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有益于国与群”的具体道路，他的这种志向还有些模糊，还处于感性认识的层面，还缺乏实践的锤炼和检验，但这期间的学习为毛泽东日后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

2.对传统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原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道德遗产经过毛泽东的继承、改造和升华，已成为他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惠民”“仁爱”精神，但却去除了其中“爱有差等”的主张;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集体主义原则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群体本位的思想，但却否定了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五爱”道德也广泛地吸纳了“精忠报国”“爱民”“勤俭自强”等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理论联系实际”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学说一脉相承，更加突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密切联系群众”则是汲取了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的精华，并摆脱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重民观念的桎梏;“开展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原则则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省察克治”的道德修养方法。

二、父母师长为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早期的榜样力量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伦理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个人伦理道德品质的集中体现。对于毛泽东个人伦理道德品质的养成，他青少年时期的父母师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榜样作用。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而且对毛泽东要求很严厉，这使得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快朴实，做事仔细认真，不怕艰难的性格。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当时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1919年秋文七妹病逝，毛泽东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可见，毛泽东非常地推崇他的母亲，母亲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是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杨昌济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在日本、英国的9年留学经历，学贯中西，并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杨昌济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使毛泽东从内心里深深地佩服。毛泽东在1915年7月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1]P20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无形中就为他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提供了早期的榜样力量。

三、马列主义为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和理论依据

五四运动前后，以马列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的影响，使毛泽东从以往的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他意识到：“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东西。显然，毛泽东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1]P55。

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他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开始觉得许多人虽然“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1]P56。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英雄史观”向“群众史观”的转变，为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和理论依据。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中的“集体主义”思想、“群众路线”思想都是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集中反映。

四、革命和建设实践为毛泽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成长土壤

一颗参天大树的长成既需要优良的种子做前提，也需要肥沃的土壤提供营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有了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相结合培育而成的优良种子，还需要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肥沃土壤，由此逐步形成了系统成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

1.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树立典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毛泽东总是能够审时度势，及时总结，不断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增添新的内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甘做革命螺丝钉”的雷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王进喜，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等，所有这些典型都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发展。

毛泽东除了注重宣传正面典型外，有时还宣传反面典型，从反面教育干部和群众。毛泽东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2]P73-74

2.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制定“原则”。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中，集体主义原则是指导人们行为选择的主导性原则。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经常提醒全党同志要注意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P522。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其根本点不在于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一致时能够服从集体利益，而在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不一致时也能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这既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也与毛泽东早年“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的中国传统思想是一致的。

3.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确立“核心”。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经受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信念。毛泽东坚持真理、顺应真理，把党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4]P1004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4]P1039

4.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出基本规范和准则。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说：“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五爱”公德。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五爱”，构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直到今天，“五爱”仍然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此外，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还总结出来了诸如以党风建设作为重心促进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依靠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把道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