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时年仅二十一岁，深得欧阳修赏识。仁宗初读苏轼兄弟文章，退而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时宋王朝积弱，苏轼主张“洗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兴革。熙宁初，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新法，故离京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元丰二年七月，因一些新党分子诬陷他的诗句讽刺新法，被捕入狱，险些丧命，此即“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黄州。期间开辟荒地，自号东坡居士，写出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哲宗元年(1086)，召回朝为翰林学士。因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的全盘否定新法的做法，遭旧党排挤。先后任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知州。昭圣元年，新党再执政，又被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卒于常州。苏轼思想比较复杂。政治上以儒家为主体，对人生的态度上又以佛老为指导。既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又有超旷出世的胸怀。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处顺境不流于逸乐，处困境也不陷于颓废。他的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失败，却也造就了一代的文学巨匠。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作家。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文章和父，弟称三苏，入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入宋四家。他的词独辟蹊径，高出人表。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从内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词的各种束缚，使词成为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学形式。《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

作为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自年轻还朝起用，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古往今来，似乎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东坡自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遗世独立，岿然于天地。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苏轼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但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之气。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人钦佩，为之震撼。“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且醒且醉之间，惟有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同时，作为政治家兼艺术家的苏轼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运的是正是这不幸孕育了他的诗才，使他在词的创作上树起了一座崭新的丰碑，开创了词作的另一个先河，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关于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来争论较多，大致有四类。一曰“豪放”，二曰“韵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苏轼一生作词约三百余首，其中早期约六十二首，由于受张子野的影响就很典雅，中、后期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并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无独苏轼如此，白居易、陆游、辛弃疾等何尝不如此?而用日本学者西纪昭的话来说就是：“苏词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诗为词’。”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给宋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晚唐五代，词作为歌舞樽前以助娇娆的享乐手段，与艳情结下了不解之缘。西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序》说得明白：“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而宋人陈世修《阳春集序》更记载得清楚：“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甚至在当时人们看来，这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欧阳炯有一首描写南国田园清新优美风光的小词《南乡子》：“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招素手”。笔触之最终一点还是落于纤艳之“素手”。由此看来，“词为艳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维定势。宋初，经过五代特别是较早的西蜀的一段泛滥，词作为放荡妖艳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就连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词作中也处处是“一曲细丝清脆，绮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和“慢引萧娘舞袖回”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双鸳鸯字怎生书”和“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的缠绵小调。至于柳永，词的内容稍有扩展，都市的繁华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识，失意文人的牢骚不满，下层妇女的不幸遭遇等，作为新的题材，在他的作品中时有出现，但作为柳词主调的，仍是儿女私情。可以说，词成了文人们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宣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