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探索始末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探索始末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曲折的探索过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制定的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表明，中共一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这里产生出一个问题：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一大”纲领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缺乏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和政治经济条件，当时中国也不存在一个“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说明当时党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缺乏分析和了解。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分析中国社会情况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出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共“二大”提出的纲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席国家那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必须先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也要有一个民主革命的过程。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的纲，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基本上符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党的“一大”未能解决的问题。

但是，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么样?民主革命的胜利究竟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还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应该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实施?这些问题，中共“二大”没有作出回答。当时中共党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楚，也不统一，致使后来在革命的过程中连接发生了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

首先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的大本营;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一心一意帮助国民党。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 这种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然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二次革命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后来演变成了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国民革命的失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31万多共产党 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其中共产党员被杀害的有2.6万，加上在困难时期叛变的、自动脱党的，原来6万党员的队伍只剩1万余人。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

其次是“一次革命论”。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地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还提出“工厂归工人管”，农民暴动时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这里却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被称为“一次革命论”。

“一次革命论”与“二次革命论”，都是不能正确理解“二大纲领”而出现的两个极端，他们都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究竟革命的性质由什么来决定?

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共“六大”的这一论断，明确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不决定于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决定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但是，中共“六大”在解决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同时，又断定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而堕入反动营垒。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六大”以后又连续发生了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 倾路线，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王明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本地和红军的领导成份要实现“无产阶级化。” 要求争取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成功于一役”。王明把“一次革命论”发展到了极端，最后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革命的力量遭受严重的挫折，中国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中国工农红军的力量从30多万损失到只剩3万余人。这是又一次极其沉痛的教训。

血的教训证明：“两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都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如何对待“二大”制定的两个纲领呢?换名话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呢?

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以后，毛泽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系统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1、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2、时代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国际条件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毛泽东认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在中国，只要革命，就要反对帝国主义，这就必然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必然纳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从国内条件看，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它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因此，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是属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组建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坚强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肩上。

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的民主革命形成了以五四运动为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是相同的，都是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但也存在着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一般民主革命的本质差别体现在：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领导阶级的变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旧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革命指导思想的变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彻底的革命纲领，有明确的革命对象，它根本摆脱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模糊、革命不彻底的状况。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广泛深厚的动力基础，它着重于从社会底层发动“人民大众”进行革命，不再象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只在社会上层寻找支持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理论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彻底成功的力量保证。

第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应该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以至多次丧失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历史判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不是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那是“终极的前途”，因为落后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经济条件;正确的途径是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科学地处理中共“二大”制定的两个纲领之间的关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这两者的关系如同一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只有干好前一个革命，才能进行后一个革命。两个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在两个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强调说：“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所谓“必要准备”，就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说：“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

所谓“必然趋势”，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导向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必然趋势：

第一，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影响，中国不可能再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老路，而只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第二，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分析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的比重中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这表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主观强制的事情，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决定的。

第三，中国也只有走向社会主义，才能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才能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理论的创立，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划上了句号，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