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中叶最重要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杜甫之后，在实用主义(或曰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帜。白居易以他的“新乐府”而在唐中期诗坛名噪一时。“乐府诗”本是古已有之的，汉代尤其兴盛，后来曹操诸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将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乐府”。这里所谓的“新”与传统乐府诗相比是有区别的：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不像古乐府诗合乐，而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儒家的文学观是以孔子为代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文学观作一表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它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最终都是为此服务的，有人将此过程表述为由“礼”进至“义”，进而至“仁”。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尚用，即为其道统服务而重实用。对此，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强调诗的实际功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学理论特征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的白居易事实上也确实属于这一派，“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我们将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与元九书》来看其中所表现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观。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诗论的思想基础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最终能够达到“兼济天下”的最高目标。这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与元九书》)

白居易从小家贫，但“苦节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对民间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又因为他有“独善”和“兼济”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能够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渴望能够改善人民的贫苦。所以，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人格理想无疑是贯穿始终的。

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诗歌的作用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从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这几段话道出了诗歌的本质：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是融合情感、语言、声韵、意义的整体，它产生的源泉是内心的情感，借助语言和声韵，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就是义。所以，诗歌是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白居易的这个观点其实前代的儒家理论早有表现，是“诗言志”和“美刺”传统的继承和沿续。

《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包括了两个意思，一是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即诗歌是表现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与此相关的是诗的教育作用。因为诗是言志的，那么“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或者说只有情感才能影响情感，故而诗歌的创作会有政治和社会的作用。

《诗经》中也有很多表现诗歌作用的表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无论这些诗句出于什么目的，是“诵”也好，是“讯”也好，还是“歌”也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生活相关，而不是空穴来风，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其基本假定是：诗应该关怀政治情形。”

但是，白居易诗歌的更为直接的来源则是《毛诗大序》，在《与元九书》中，多次引用了《毛诗大序》中的观点和理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三、六义——诗道之本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并且以是否有六义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在说到“河梁之句”，“泽畔之吟”的时候认为虽有“兴”、“比”，但已经“六义始缺”;晋、宋以还的诗是“六义浸微”;至于梁、陈“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的诗句，认为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因为“六义尽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诗歌优劣的时候，他认为杜甫诗要胜过李白，因为李白的诗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所谓的“六义”并不是指《诗经》里的创作方式或体裁，而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通过这种“美刺”，能够“纽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赏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因为这样的诗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有着深刻的讽戒的意味。

既然“六义”(质——内容)是诗道之本，那么在诗歌的创作中，“文”(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与元九书》全篇中，对“文”的强调是不明显的，或者根本没有。甚至对于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谢脁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他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质”的主张更是显露无遗：“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论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在的《新乐府序》中，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观点，完全是“文以载道”的儒家观点的典型，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要避免文胜于质。

既然白居易提倡质胜于文，那是否意味着对诗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显然不是。因为孔子的文学观总体来说是文质并重的，他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做到“文质彬彬”才是完美的标准。文学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贯之，但同时要注意以适合的形式为“道”服务。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学观又是尚用与尚文的结合，实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我认为在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中，“六义”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在诗歌中有所讽喻，上达君臣，以此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毕竟也认识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言”，有“声”。“……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只有言、音(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这工具对目的(义)适合才行。不能用哀乐表示高兴的事，也不能用淫辞表达庄重的情况。

《与元九书》很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不论在文学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作为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