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由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L.Von.Bertatanffy)所~,Jsr。系统一般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的复合体，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成一个系统，研究它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通过调整结构使其达到整体最优目标。

系统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小到原子，大到宇宙。系统论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农民政治参与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因此可采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分析。

(一)整体性是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之一。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整体不是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大于部分相加之和。

农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首先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农民政治参与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农民的个人素质、农民政治参与动机和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也就是会不会参与、为什么参与和怎样参与。系统整体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要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分析农民政治参与，不仅仅是考察农民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参与，而是要综合考虑三个要素。因为参与素质、参与动机和参与渠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当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其它要素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进而引起整个系统的改变。虽然三个要素对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演化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说它们的作用力的大小是等值的、作用效果是完全相同的。三者当中，农民的个人素质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越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就越强，相反，政治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由于其政治知识和政治训练少，对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知之甚少，在掌握政治信息和利用参政渠道时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农村科技教育领域的农民知识分子较传统种养业领域的农民来讲，政治参与的动机更强烈，参与的方式更趋理性就是明证。当然这并不否认参与动机和参与渠道的作用。强烈的政治参与动机和合理畅通的参与渠道对提高农民的素质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怀揣着法律四处奔走，在维权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民主和法制素质。再~112009年l2月2日，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小寺沟镇佟杖子村通过召开村民大会，依法成功地罢免了该村村主任的职务。“10月5日，小寺沟镇佟杖子村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以现任村主任在_T作中存有不正当行为，联名要求罢免其村主任职务。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的规定，经小寺沟镇政府审核，确认罢免理由充分，可以启动罢免程序。”“该村有选举权的487名村民中，参加罢免投票的有345名，票决同意罢免村主任职务的村民为325名。”[11民政部门表示，村民依法成功罢免村主任的职务，这对推动承德市村民自治向前发展无疑是一个进步。这一方面说明了参与动机可以促使农民去掌握相关的政治参与知识，提高自身的民主和法制素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可以促进农民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参与技能，增强从事政治活动和利益表达的能力。那种认为农民必须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才能参与政治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参与动机和参与渠道两个子系统之间同样关系密切：强烈的政治参与动机有利于保持参与渠道的畅通，推动参与渠道的发展和完善;完善的政治参与渠道则可以使农民的利益表达更加顺畅，合理利益得以保障，更加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二)农民政治参与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不断地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外部环境影响着整个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121封建社会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处于高度的封建****、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环境之中，强势的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广大农民无力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了封闭保守的政治心态，儒家学说的一统天下造就了一种“臣属文化”，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很难从外部获得支持的能量而被挤压在极低的水平，个人素质长期得不到提升，参与动机受到压制，参与渠道极其狭窄，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基本没有规范化的成规模的农民政治参与。外部的强制和教化使得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但是如遇外部环境极端恶化，例如剥削加重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或者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农民的参与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并迅速扩大，在没有制度化的渠道疏通的情况之下，农民就会采取其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如以农民起义的方式对外部环境进行反馈。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对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创立了大量的农会组织，引导农民参与政治事务，创立农****动讲习所，举办农民夜校等提高农民参政素质，在县～级，农会、工会、商会等与旧县政府分享政权，“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 .”“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惟命是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一方面扩大教育和宣传，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在根据地建立了参议会制度，农民可以通过选举、监督甚至直接参政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农民政治参与系统是高效、稳定而又有序的，但这并不能说明系统内部各要素是和谐的，是完全适应的，因为较之于参与动机和参与渠道，农民的个人素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个人素质在三个子系统中又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外部影响减弱，整个系统必定会受到很大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农民在此时期的锻炼中，个人

素质有了一定提高，政治参与技能和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政治参与系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衡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 ，农民的政治地位彻底改变 ，农民与工人 阶级联盟，共同执掌国家政权。我们党创建了～系列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系统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决定了农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加上后来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因此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缺少自发性和主动性，动员型和强制型是其主要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无序化和暴力化倾向，远离了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给人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使得很多人厌恶政治，远离政治，大大降低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阻碍了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培养了农民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农民的个人素质有了很大发展。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政治参与渠道的制度化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政治参与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和举报制度等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为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广大农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地参与本村事务的管理。在实践中提高了参与意识，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生活的程序和知识，锻炼了政治参与技能，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

(三)系统论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创造系统，使其达到整体最优目标。

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整体最优 目标还相距甚远。三个子系统本身、子系统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均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表现为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范围不广、渠道不完全畅通、制度不健全等。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时间不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受各种内圃 磁诱尊叫 2ol1.10外在条件制约有关。今后一段时间，必须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向最优化的日标迈进，以推进有中同特色的礼会主义【毛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大量研究表明，“人的受教育程度是与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成正比的。即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能力就越强 所以，教育从整体上看对政治参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l1个人素质不像参与动机的激发和参与渠道的扩张那样可以较快地完成，它是一个慢变量，但是慢变量的积累可以使参与系统由一个平衡态发展到另外一个平衡态，这种平衡态要比快变量造成的平衡态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发展教育是推动慢变量加速的重要手段。

二是发展农村经济。经济利益是推动政治参与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着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经常性的利益冲突，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农民必然要求参与政治。

三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民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政治责任感和政治热情有所增强，但这种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参与机制不健全的制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虽然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一些具体的参与环节上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政治参与的运行机制在规范性、可操作性 、严密性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广大农民的要求。农民参政的渠道少且不畅通，利益和需求信息无法有效传达到决策机构，或即使传达到相关机构，但由于部分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素质较差，要么被无限搁置，不闻不问，使农民的意见得不到尊重，农民的建议得不到采纳，严重挫伤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么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使矛盾激化，甚至酿成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原有渠道，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使原有渠道真正发挥作用，确保政治参与的程序化、规范化;另一方面要制定新的适宜的政治参与政策，开通新的参与渠道。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个人的文化素质不同，参与需求不同，所以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最适合本地实际的政治参与政策。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制度，河南省社旗县的“下访团”制度等等都是很好的探索。

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农民政治参与，既需要我们着眼局部 ，分析研究其构成要素，更需要我们从整体出发，研究三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从而深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认识，推动农民政治参与系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