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讨论主题，主要集中在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也就是他所说得：社会科学久而成习的偏向。下面介绍的是5种偏向和读后感，

第一种偏向：

宏大理论。作者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转述社会系统的主要内容，以示证明其语言长篇大论的晦涩和难懂。作者认为这只是对概念的组合和分解。由此作者提问?宏大理论是混乱不堪的繁文冗词还是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答案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不过埋藏得很深，不过总是说了点东西。因为问题变成：当宏观理论中排除所有妨碍理解其意义的东西，能够看到可以理解的内容之后，那么，它说了什么呢? 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和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从宏大理论中发现一些让我们有点迷惑的问题：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合控制手段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呢?这是帕森斯没有回答的问题，原因在于他静止的看待问题，无法解释社会变迁，也就是说没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迷惑二：是什么东西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呢?答案不止一个，那是因为各种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程度和类型有深刻的差异。实际上，根据不同整合方式我们可以构想出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过分强调共享价值的单一效果，缺乏系统系的经验研究，当我们把这种宏观理论放在历史的真实上，会发现该理论的概念是多么无关痛痒。

不过，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

第二种偏向：

抽象的经验研究。抽象的经验研究是对方法论的抑制。研究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在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中，仅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中。就其研究结果而言，经常堆积成繁多而琐雪的细节上，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确信的东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没有。简单说，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自然科学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而这种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他们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其问题、内容和领域。 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此类研究花费昂贵，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在研究时常常考虑提供经费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这些利益集团的问题是分散且大量的。对此类研究的简单相加的总和，绝不可能达成对于国家的阶级结构、地位和权力的完整认识。就学术而言，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他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渡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 假如真的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真的是糟透了：就其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

第三种偏向：

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要评判社会科学各种学派中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必须先确认各种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因为只有知道它是谁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把问题陈述清楚。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能从自己信仰的东西里推导出应该如何行动。现在不管社会科学家自己是否真得愿意，或是真得知道什么结果，投身社会研究并出版成果的人要合符道德的行动，并且一般地也要涉及政治。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社会科学家随波逐流，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判断。其实这种选择不会让人太人心烦意乱，因为大多数研究着都是为大公司、大集团利益直接服务。研究也就同样被科学家和其他人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运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研社会科学不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林提有关，这种相关包含在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我们必须搞明白政治意义是什么? 政治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的适用性，由于美国社会中经常出现分散的研究，对于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多元主义含混的因果关系的信仰。导致这些社会科学家经常与具有权威的部分或组织相处在一起，在这个时候研究者往往被利益集团掌握，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掩盖事实的评判，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希望每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新适用性。保守的适用性或是叫旧的适用性，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口号;而新的适用性是指为在经济、政治、军事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的大制度目标而服务。自由主义更成为一种福利国家对社会服务的行政管理，人们在现代工业中的工作是在等级制度下完成，生活节奏和常态是用理性与非理性，高效与低效来形容，很多人更像是马克思所说的“被异化”的人或是韦伯所说的在“铁笼里”的人。然而，这些利益组织和团体却正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同样的是，美国的学术职业不能使人满足于学术生活，这一职业的声望一直未能与所付出的经济上牺牲相适配;学者们的生活往往一团糟，而许多学者的不满足由于发现远不如自己聪明的人却在别的领域获得声望和权力而加剧。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允许他们采用新的实用性，而不需要意识形态的转换，也不必有政治上的罪责感。

第四种偏向：

科层制气质。米尔斯说，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并且将会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度相当程度上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的方法;它能够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提供给他们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层制的政治含义主要是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其实看上很简单，由于社会科学不是独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为对公众负责的行业。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费用更高，它们将遭到剥夺。因此只有社会科学家以集体性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行全面监控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会真正实现自主。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 如今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为科层组织所用，尽管它自然有其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意义有时也被作为意识形态。如果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他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对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政治前景构成巨大威胁。

第五种偏向：

科学哲学。作者对于理论与方法宏观模式进行严厉的批判，一个研究者若是为方法和理论所控制，则无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不能竭力洞察其事。米尔斯认为，每个人在研究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方法论，而不是通常从某种自然科学哲学形成。科学哲学式这种小把戏和其他类似的规则，更容易导致科学不可知论而非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社会科学者不应该采用科学方法的教条模型，来富有成效地累积和发展他们的科学。因而，对问题的阐述应该包括对一系列公众论题和私人困扰的明确关注;并且这些阐述应该开启对环境与社会结构间因果联系的探求。

读后感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阐述的问题深刻，对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安和冷漠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有关价值和威胁等问题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更不必说什么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就不同了：“价值既不是普遍公认的价值，又不是普遍被感到受威胁的。许多个人的不安状态无以明确表达，许多公众的不适状态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不安状态和冷漠状态正是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

当今“人的首要危险”就在于当代社会本身难以驾驭的力量，同时伴随的是造成异化的生产方式，政治统治的控制技巧，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一句话，人的“本性”以及人的生活条件和目的所发生的普遍性的转变。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没有沿着传统社会学思维方式,而是一反常规,独辟蹊径地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当时,这一全新的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突破社会学理论平面化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米尔斯指出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历史理论，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混淆;二是倾向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第三个倾向是对当代社会问题和问题的经验研究。

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方式。如：

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研究，其过程必须是从事件和历史以及这两者在社会中相互交错等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回到这些问题中去。 1、一个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什么?其中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它们又如何相互关联?该社会的结构和其他社会的类型有何不同?该社会结构中的每个特性对于社会结构的延续和变化起着怎样的作用? 2、该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处于何等地位?它发生变化的机理是什么?在人类整体的发展中占有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特征都联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特征是如何影响历史，又如何被历史所影响的?而该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时期有何不同?创造历史的根本方式有哪些? 3、该社会和该历史时期中哪类人占了上风?哪类人将占上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挑选和组成的，是如何得以解决或受到压迫的，又怎样变得敏锐或变得迟钝的?观察该社会、该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和性格可以揭示出哪种类型的“人性”?所考察的社会中每一个特征有怎样的“人性”涵义?

其中的思考层次性多么清晰，逻辑明确，值得借鉴。

“人只有把自己放进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里看待，才能理解他本人的经历，才能评价他自己的命运;人只有了解所有和他有关的人的机会，才能认识他自己的机会——这种观点是社会学想象力的首要成果。”

以我的理解，米尔斯认为个人必须了解历史，从而理解社会和处于社会之中的自我，并通过这种了解来决定什么才是个人的价值观。有了这种理解，个人才能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通过这种参与，他就可以解决“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从而解决“坏境中的个人困惑”。按照米尔斯的理论，每一个个体都是都必然要去参与，社会也需要

这种参与，如果孤立于社会，某种程度上说就远离了真我。

“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再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没有这种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自己，也无法认清他们的社会角色。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提供一种洞察力，使人们得以看清影响的社会的种种无形的力量，以及它们使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它使人们认识到“坏境中的个人困惑”可能来源于社会的不正常工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与自己有着同样“困扰”的人时，这时候就会形成“困惑”还是“论题”的博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社会给予了个人去解决困惑的机会。即使没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来，无法消除困惑，人们由此了解的社会“价值”，从而改变个人“价值”。或者，个人与社会“价值”都因之变化。在米尔斯看来，这种“参与”必要而又积极。 “相比较于个人，社会是一独立存在的实体。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一切都是源于社会，并且在这个实体性的社会中才能表达，才是有意义，有效的。”、“真正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变迁的是结构层次或社会集体层次的现象”。

米尔斯从社会研究同时具有“学术性”与“政治性”双重性出发，分别对“形形色色的实用性”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认为“研究价值的实用性”无法保证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可能会因偏颇将社会引向未知;“自由主义的实用性”由于其分散的关注点、过分强调“事实调查”、推崇混乱的多元主义使其无法全面地观察社会;“保守主义的实用性”直接为“科层组织”所利用。逐渐的，随着“科层制”现象的进一步发展，“组织化”、“程序化”进一步压制了思想的自由本质。拥有第五章中“科层制气质“的组织沦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而第六章“科学哲学”中，作者认为社会研究不因改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所限定，提倡：“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

我个人感觉作者在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搭建一条从“批判”到“构建”的桥梁，米尔斯给出了“人类的多样性”、“对历史的运用”、“论理性和自由”、“论政治”四个尺度来使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保持人类的多样性，维护个人、民族、文化的自然多样化;关注历史，具有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的同时要能纵深地看问题;不沉迷于小的情境研究，关注将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力求理性得以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其中最核心的我认为是第九章的内容，米尔斯倾向于坚持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将理性和自由一同来处理，把理性的运用视作得到自由的方式，也是其前提。当然，米尔斯即使意识到自己会被限制在理性与自由的追求的框框之中，但是要知道一个学者“一旦接受了理性和自由的价值，确定自由的局限以及理性在历史中扮演角色的局限性就成为任何社会科学家首要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