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至1948年12月，就已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大众哲学艾思奇读后感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大众哲学艾思奇读后感篇一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1933年12月艾思奇在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写道：“哲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2]而创作于1934年的《大众哲学》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新文化的特征。《大众哲学》内容、语言和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

作为新文化一部分的《大众哲学》是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幻化成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据说蒋介石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国民党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3]

一、紧扣时代主题

《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当代的特征。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1936年印行至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3]?如当时的青年人之一陈涌写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幸福，并不平静，总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鲁迅的小说，俄国的一些作品，加深了我对旧世界的认识，但一个人觉醒以后不知道往何处去，却又带来更加剧烈的苦痛。”[4]

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大众的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式，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创新文章形式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人来说，阅读《大众哲学》并不十分困难，作者充分考虑了它的服务对象，创新了文章形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共探讨了22个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做到了“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旧中国于水火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他很了解当时的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为了点燃他们胸中的斗争之火，为革命增加力量，必须用他们能接受的形式，才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艾思奇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5]

初识哲学的人往往会被它的玄奥深涩吓倒，从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究，更何况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大众。当时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想让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可无奈于虽然抱着极大的热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外国人，又没以中国的革命实际为例，所以读时一腔热情，过后都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且对于当时未具备哲学起码常识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于是艾思奇大胆创新，对于每个问题的论证过程都贯串了小标题的形式。该书有五大章，二十二节，每节均有标题以及解释性的大标题。每章各节的大多数段落前有一方小框，框内简略归纳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6]每个小标题对所论述的问题起到概括归纳的作用，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深入。读者可读了一段文字论述后又看看小标题的归纳，这样，就给没受过任何抽象思维训练的读者降低了阅读的困难，唤起了阅读热情。以免读过去仍旧一头雾水，一片混沌。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

三、直白、生动活泼的语言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它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学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源泉[1]。

《大众哲学》所论证的哲学问题艾思奇都设计了生动活泼、简明易懂而又很能吊足读者胃口的语言来描述。

首先，使用明白如话，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古人沈约就说过：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父亲也教导艾思奇：“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对父亲的话铭刻于心，《大众哲学》的文章标题使用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读来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使哲学走出了高深莫测的殿堂，消除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藩篱，融入了市民社会。正如美国泰瑞・博登霍恩所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 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6]

如，“两军对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晓得”、“原来是一家人”、“用照相作比喻”、“是朋友还是豺狼”、“无风不起浪”、“谈虎色变”、“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等。

其次，制造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哲学并不神秘”、“不是变戏法”、“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在劫者难逃”、“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没有了”、“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岳飞是怎样死的”。这样的构思，让读者一看题目，就有产生疑问，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求知欲。这也是此书引人入胜，赢得众多读者群的原由。

最后，通俗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每一个通俗的文章标题后又加上破折号引出其揭示的哲学命题。这样巧妙的构思，是作者既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又考虑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读者可没有障碍的接受，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地深入。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文章标题过渡深入到一个小哲学命题，符合人认识的客观规律。读者读完文章后会由生动的情节联想到相对应的哲学问题。对作者论述的哲学问题记忆犹新，不容易遗忘。使读者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中，能自觉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处理思维中的矛盾困惑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正如李公朴在序言里所说，“《大众哲学》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7]

总之，《大众哲学》贴近时代的内容、独特的语言、别出心裁的文章写作形式，使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这一现象启发我们不断思索当今文化传播的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传播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8]。所以，为使大众欣然接受，热烈拥护，无论电视、电台、各类书刊，都应紧扣时代主题，创新传播形式，抛弃生硬、刻板、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的姿态，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这样，文化传播事业定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众哲学艾思奇读后感篇二

哲学奇才艾思奇

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一个叫水碓村的地方，山清水秀之中有一座独居的砖石揪木结构的中西式的四合院。院里花草繁茂，串楼通栏，雕花格扇，古朴典雅。到这里参观的人，都知道从这座院子里走出了一位大哲学家。

他就是艾思奇。

25岁出版《大众哲学》

1910年3月1日，云南腾冲和顺李家大院出生了一个名叫李生萱的男孩子。20多年后，这个男孩在上海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艾思奇。

和顺李家是蒙古族后裔，据李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名叫里黑斯波，是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时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腾冲安寨，到艾思奇这辈已是第18代。

艾思奇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家道殷实。两岁那年，艾思奇随父母迁居昆明。

1925年，艾思奇成为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一名学生。第一中学是云南学生运动的策源地之一，艾思奇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当时，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因经常到第一中学开会，与艾思奇相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1930年，20岁的艾思奇赴日本福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采矿专业，但是，国内时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改变了“工业救国”的主张。他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作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

1931年，和许多同学一样，艾思奇毅然选择弃学回国。救国先从救精神开始，这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一回到昆明，艾思奇就被父亲逼着回家乡兴办实业，面对这种情形，他决心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从昆明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艾思奇经留日同学郑思群介绍，进入上海福建华侨办的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1933年，“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杜国库到泉漳中学考察时，发现艾思奇思想活跃，而且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就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调到“社联”工作。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24岁的艾思奇加入《申报》担任编辑。经过构思酝酿后，他开始在《申报》上每期连载一篇自己当时给学员备课的哲学讲话。他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撰文，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1935年年底，艾思奇将这些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由李公朴先生作序。很快，《哲学讲话》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再版3次。出第4版时，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大众哲学》。

关于艾思奇这个名字的由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仅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知道的就有三种：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列宁中的“奇”;三是他曾看过一部电影《爱斯基摩人》，爱斯基摩人常年生活在北极，不畏严寒，迎接大自然的挑战，这种顽强拚搏的精神令他敬佩，于是取“爱斯基”的谐音为名。

不管什么来历，反正艾思奇这个名字诞生没多长时间，就随着《大众哲学》的传播而闻名遐迩了。据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到解放前夕，《大众哲学》共印行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但是，艾思奇对《大众哲学》并不满意，他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的第10版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幼稚的读物”，“简陋的入门读物”。

1935年10月，经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他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来到延安时，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与毛泽东的深情交往

初到延安，艾思奇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还在不久后成立的马列学院出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就是在这个时期，王丹一认识了艾思奇，随后结为夫妻。

“在延安，毛泽东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当年去过延安的人多半这样描述道。

“艾教员”的课给许多学员都留下很深的印象。陈云夫人于若木曾是陕北公学第五队的学员，她回忆说：“艾思奇讲课不是以声情取胜，更多的是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通俗的表达方法。”有学生甚至说，听“艾教员”的课，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

不过，留给老延安人最深记忆的，还是当年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看到的毛泽东与艾思奇两人探讨哲学的身影。

据王丹一回忆，延安时期，艾思奇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有时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两人促膝交谈。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时，饶有兴趣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见解。读完书，他还给艾思奇附信一封：“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无意中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这件事之后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王丹一说。

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在延安，毛泽东将艾思奇视为可以交谈哲学、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看法的密友，而且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

当时，艾思奇和大家一样也十分敬仰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具体化为“实事求是”4个字。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艾思奇才将毛泽东的手稿交给夫人王丹一，对她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

王丹一自然十分珍视毛泽东的手稿，一直密藏身边数十年。粉碎“四人帮”后，她才将这革命文物级的信函送交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并转革命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

据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壁说，蒋介石在溃退到台湾后，不止一次地提到《大众哲学》。他对下属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

但建国之后的50年，《大众哲学》再没有出版过。1953年，艾思奇在给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回信中说：“这本书由于早已过时，三年前就停止出版，以后也不打算再版了。”

艾思奇在信中说《大众哲学》“不打算再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陈伯达正在整他。陈伯达说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大众哲学》有“教条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庸俗化”的倾向，“观点混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在此重压之下，艾思奇不仅多次写过书面“检讨”，还违心地表示永不再版。为此，陈伯达还幸灾乐祸地对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说：“艾思奇少年得志，大不幸也!”

直到2000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大众哲学》，此时，《大众哲学》已经66周岁，而艾思奇也已经去世34年。

其实，仅一本《大众哲学》，远远不能代表艾思奇作为一位“大众哲学家”的全部内涵。1951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社会发展史》，当时全国各地有组织地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多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丁玲曾对王丹一说：“我母亲每次必听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

后来，艾思奇的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不亚于《大众哲学》。

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中国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这本书在全国高校中使用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同样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艾思奇所在的中央高级党校(现中央党校)“揪出”的“右派分子”达99人之多，而由艾思奇担任主任的哲学教研室更是将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这个漩涡中，艾思奇被认为是反党分子小集团的头头，作为“中右”分子受到处理。第二年9月，他被下放到河南省登封县。

但是，艾思奇并没有把这次下放看作是惩罚，而是当成一次难得的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机会。当时，号称“千斤省”的河南大放“卫星”，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起初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来，可当他发现当地的“大跃进”存在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现象时，就立即写信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直言“高指标不能提高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1959年4月，艾思奇又把“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分析和总结，撰文《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发表在《红旗》杂志上。

“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

1965年底，艾思奇积劳成疾，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仍仔细阅读《第一国际史》与《德国累威尔认识论》，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撰写前言。医生和同志们劝阻，他不以为然，笑了笑说：“让头脑闲着并不好受，适当地看点东西、思考些问题，对身体不会有坏处。”他还向来探望他的同志表示，“愿意再工作20年。”

然而，山雨欲来之际，艾思奇不可能有一个恢复健康的环境，终因心肌梗死复发第二次住院，于1966年3月22日去世，享年56岁。

病魔过早地夺去了艾思奇的生命，留下了太多的遗憾，留下了一堆没有答案又无法解释的哲学命题。不过，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艾思奇是幸运的，否则他将承受更多的痛苦。

艾思奇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六卷本、500多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平均每年写20多万字。

“文革”后，王丹一搬了9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是迫不得已，每一次搬家于她都是一次折腾。有关艾思奇的资料太多了，她怎么也舍不得撂下，而且担心在辗转中丢失或损坏。1994年，王丹一回到云南，将艾思奇生前残存的藏书与手稿844种、计2008册，捐赠给了云南省图书馆，以此了却丈夫魂归故里的心愿。1998年，王丹一再次将艾思奇生前遗物137件，无偿捐赠给其故居展室。

王丹一第一次回云南是在艾思奇病逝13年后的1979年，那一次，她去了腾冲，访问了艾思奇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捐献给国家。

“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怀念他。他没有来得及看见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经历了‘文革’这场浩劫之后，物极必反，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来，走出了低谷，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道路。国强民富，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倘若他还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会以这些新的历史事实来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王丹一认为，艾思奇的代表作《大众哲学》，在上个世纪曾经影响了许多青年读者，产生过积极影响，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现在谈哲学的人少了，讲哲学的人几乎没有了，听不到人们用哲学解释社会中的现象。叶圣陶的孙女蒋燕燕撰文说，“真希望年轻的艾思奇还在，还能给我们讲讲大众哲学，帮助我们走出迷茫。”

大众哲学艾思奇读后感篇三

《大众哲学》这本书，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指出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与日常生活的感想有共通点，但同时又有差异。“哲学思想是人们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于世界一切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这就是哲学的真面目。”;第二部分讲述从现实生活中人们四种不同世界观谈起，把世界观归结成两大类：观念论和唯物论。指出：“世界上找不到第三类的哲学，即使有，也只是把两类拉连一下，弄得一半是观念论，一半是唯物论，也并不是纯粹的第三种东西。”;第三部分讲述“认识论”，论述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真理的客观性问题，尤其是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主要讲述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大范畴。

《大众哲学》是我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哲学，是中国人应该认真学习的著作。本书以大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的事例，简明扼要而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认识论内容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范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扫旧中国哲学界沉闷的空气，深得广大知识青年的喜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大众哲学》讲的是哲学与生活问题。以前的我总以为哲学是抽象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而《大众哲学》让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其实哲学并没有我们相像中的那么深奥，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正如这本书所说“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 “其实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语言浅显易懂、道理简单明白,但表述的内涵却很深刻,不仅给人予一读即懂的感觉,而且使人豁然明朗,我们的生活、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到处都包含着哲学的道理,只要我们细细想,就能认识它。第三,必须以中国人最熟知的事实为内容,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建构。理论的具体化,就是根据实践的客观现实来对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于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实现两个融合: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相融合,与中国的现实语境相融合。什么是哲学?通俗地说,哲学就是事物内在的道理,是事物中包含着的能被人们认识和理解接受的道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篇贯穿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并没有长篇大段地引用马克思的著作和语录,而是以当时的中国人最熟知的岳飞之死、孙悟空七十二变、义和团、抗日战争等中国化的事例为内容,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效果。这样的方式方法,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大众哲学》这本书善于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的联系起来，运用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从一件件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和一句句日常用语中引申出高深的哲学知识。这样，哲学的观点就更容易渗透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从而让人们真切的体会到哲学就在我们身边。举个例子来说，作者在关于唯心主义的议论中，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由我心生”，竟然推导出：“父母也是我心生的，不存在的，我也是我心生的”，这就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了这句话的错误和荒谬。可是按照以前教材对唯心主义的泛泛解释，我们对唯心主义其实并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也就无法感受到它的错误所在。以前曾听说过唯心主义最终导向了宗教，可我却不以为然。然而，这个例子生动而形象，我顿时醒悟，原来，唯心真的可以引领人们走向宗教。

正因为这本书的哲学和生活联系一起，得以实现大众化。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也间接的将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并引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书中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中和科学中的生动活泼的材料并加以深入浅出的分析论证，而不是板着面孔，专门从事抽象的思辨与演绎;语言和概念通俗易懂，而不是深奥晦涩。艾思奇用日常生活的事物来解释哲学原理，例如用“照相机”作比喻来说明“反映论”;用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区别来解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原理”,很形象、很直观。

读罢这本书之后我不仅对哲学是什么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有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深入的认识，这不仅能增强我个人的修养，提高我的逻辑性，思辨性，整体性，也坚定了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此书通俗易懂，每个高深的哲学知识都是从一件件现实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和一句句日常用语中引申出来的，用人们熟知的中国历史事例来剖析哲学道理，但其又不失哲学的根本，启发群众自身的感悟来学习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