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时代是一个通信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统媒体获得极大提升，新媒体不断涌现，新旧媒体联合互动，资讯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日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的新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代表的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更强、媒介信息容量的增大和传播的双向互动性增强。与此相对应的，个人与信息的关系变得相对密切，更多的受众从单一的受传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利用新媒体传播自己的见闻和看法。

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数量激增。中国的农民工现有2.5亿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1.5亿人。近年来农民工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农民工这一群体在群体形象、社会话语权方面并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别是在媒介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农民工在庞大的信息流面前显得举足无措、孤立无助，其正当权益和要求常常得不到满足。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知沟理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与个人通过媒介接受的信息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理论的提出者蒂奇诺等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水平处于不同层次，再加上其对新技术的使用熟练程度也存在差别，所以资讯时代带给每个社会成员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

一、资讯时代农民工面临的信息困境

作为农民工群体而言，其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处于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其在资讯时代的大背景下并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媒介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盛宴。由于社会资源较少及自我主动表达意识的缺失，农民工很少能通过网络等媒介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和发表自己对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看法。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在资讯时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其在信息获取和选择方面的困难。由于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并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阅读或收看相关媒体报道。其接触媒体的机会相对有限，而且其接触的信息层次较低，偏重于娱乐性、社会性新闻。

资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过载。除了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刊发或播出自己的内容外，网络作为更为及时和便捷的通道，将更多、更新的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信息充斥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过量的信息加大了人们寻求对自身有用信息的难度。对农民工而言，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调查发现，农民工也正越来越多地接触网络电视、视频网站等媒介，但他们在其中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实质性帮助的内容。

信息增多对受众的信息辨别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频发的假新闻事件以及网络谣言都对信息辨别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注脚。不信谣、不传谣应该是现代受众努力具备的素养，但农民工群体在此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总体来说，其对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能力仍然较差。

其次是农民工被污名化。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过程，也就是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污名化是社会群体之间地位不均等的结果，是对一类群体权利的漠视和践踏。它片面地对一类群体的形象和特征进行描述和定义，而不顾其真实情况和自身条件。污名化过程的受益者所要达到的是对其他群体的丑化，强加责任和义务于他人，以使自身占据政治、经济上的有利条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农民工群体就是这样一个被污名化的群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早期，其群体形象常与脏、盗窃、随地吐痰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些人将城市卫生环境较差、偷盗事件频发等现象的原因归结到农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在对该类现象进行报道时，片面地对农民工进入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大肆渲染，而对正面影响及农民工的劳动成果鲜有提及。在对事实的选择性强调和忽略间，媒体报道对农民工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破坏。

近些年来，伴随着学界的关注及媒体界自身的反思，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取代负面报道成为对农民工报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但人们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拉扎斯菲尔德的“选择性接触”假说认为：受众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所以，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资讯时代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农民工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等固然是以上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其媒介素养的高低以及政府、媒体对其的关注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媒介素养教育，它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作用和效果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这些问题使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必要和迫切。目前国内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学生，而对一些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正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关注。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农民工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争取话语权以及政治参与等。

在获取信息方面，媒介素养的提高能让农民工对新闻及各类媒体有大致了解。这能帮助农民工更便捷地使用各种媒体以获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信息。媒介使用的熟练程度对受众获取信息会有直接影响。通过媒介知识的学习，农民工能够利用网络等新工具来获得并筛选信息，以及对广告和新闻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认清广告的真实面貌，以使自己不被虚假广告所欺骗。

在争取话语权方面，通过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农民工能更好地参与到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去。相对于获取信息，这是受众利用媒体的更高层次。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舆论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关注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社会公平需要媒体的监督，但媒体监督很多情况下是建立在利益受损者主动向媒体提供相关线索、信息的基础上的。所以农民工在提高媒介素养后能更好地通过媒体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在权益受到损害后能够努力争取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在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威胁。

政治参与是受众自身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方面的表现和实现形式。而现今情况下，农民工对政治的热情还较低，对社会政治也很少有机会发表看法。这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相符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参与和表达，而政治参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时政的关注可为农民工提供最新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等信息，特别是和农业相关的新闻。

三、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和对青少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相比，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更加难以开展。首先，农民工因为工作的缘故，很难抽出大段时间来对媒介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其次，农民工居住较为分散，不易于集中进行教育和学习。再次，农民工在组织难度上要高于青少年，其更难以动员，教育效果也难以评估和追踪。最后，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一般不高，这也加大了对其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难度。笔者认为，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政府应在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中起带头作用。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在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政府理应有所作为。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对“三农”扶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不仅在经济方面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在“软件”方面同样需要政府积极出台相关方案和计划。例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农民工聚集区建立公共媒介设施以方便其接收信息。另外，作为一项基础性内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媒介素养有重要影响。因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兴媒介表现出更愿意接近的态势，而且其更有能力去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媒介形式，这就为其接触和利用媒介获取信息打下了基础。

第二，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可以参与到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公益组织、志愿者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深入到一些农民工聚集区或者是劳务输出地开展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

第三，学术界应保持对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一方面，学术界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和呼吁能唤起相关部门的警醒和注意。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实践路径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第四，农民工中的意见领袖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意见领袖在其所属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甚至能左右群体成员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或技术并不是单个层级的传播或推广。罗杰斯在《创新与普及》中强调多级传播，认为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对农民工意见领袖的重点教育和培养，其所能影响的成员在媒介素养上也会有相应提高。在意见领袖的带动和影响下，农民工能够更好地学习媒介知识和媒介技能。而且，农民工意见领袖对该群体应如何通过媒体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等问题也会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