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洁的散文 清洁工

夜深了，刘大姐还在街上坚守。在经过最后一个路口时，我看见刘大姐耷拉着脑袋，一个人坐在人行道的台阶上，眼神无力的瞅着街面。那只寸步不离的大笤帚孩子似的横卧在刘大姐身旁，一身橙色亮闪的环卫服在夜色中分外显眼。

“刘大姐，还没回家啊?”我边走边向刘大姐喊道，“人都睡了，回去吧，不会有检查的人来了!”

刘大姐朝我摇头，“不能啊，还没到钟点。”

刘大姐就住在我的隔壁。每天天没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见隔壁房门“吱”的一声被打开，然后传来一两声咳嗽，不用说，一准是刘大姐推着垃圾车上街了。

这两天，我所打工的这座省会城市，正忙着进行各类检查。动员会开了一遍又一遍，面对翻来覆去煎油饼一样的抽检，刘大姐从早到晚哪里敢有丝毫懈怠，尽管她只是一名小小的清洁工，可大街上任何一片翻飞的碎纸片都会扣了她的工资。

刘大姐的工资就相当于她的命。她和我一样都是外来务工人员，老公因病去世早早把幺儿交给了她。起早贪黑下田滚泥，供养幺儿读书，现在幺儿要上大学，靠仅有的两三亩地庄稼收成压根儿对付不了昂贵的学费。为此，刘大姐没少给乡亲陪笑脸。乡里出个大学生不容易，乡亲们能帮的都帮了，可经费还是头上的白发——一根也不见少。

回到家，幺儿突然蹦出的一句话让刘大姐再也沉不住气了，“妈，我不上大学了，让我去打工吧。”

“要打工也轮不到你。”刘大姐心一横，借齐学费，跟随老乡一起到了省城，把田里的活和家一股脑儿全交给了公婆，把留守的村庄装进了背包里。

刘大姐隔一段时间会打电话给家里，电话是通过乡邻去喊的。刘大姐没告诉家人，自己在省城干的是清洁工，尽管她也听说过城里人赞美清洁工是城市美容师，可刘大姐还是不愿意在家人面前说出口，好像有一道什么坎横在心里。她瞒着幺儿，说自己在省城一家超市打工，月薪一千挂零，而实际上，刘大姐第一年的合同工资只有七百五，相当于一般小超市员工的底薪。不过刘大姐已经很满足了，这究竟比家里种田来得更实惠。

刘大姐想，等放假了好歹要接家里人来省城转转，可刘大姐自个儿头一年连春节都没回家。她不是不想念幺儿和年迈的父母亲，她是不敢回家啊，天遥地远买不到票不说，串亲访旧拼车打票的花费够得上给乡亲还债给幺儿买电脑了。

幺儿为这事已经催问过好几次了，“妈，有没钱买电脑啊，室友都有，就我没有。教授说了，人手都要有一台。”刘大姐拿着听筒，听着幺儿的哀求一时说不出话来，当娘的心酸啊。耕田滚泥这么些年， 连一台电脑都买不起，她感觉自己太对不起孩子了，可这又怎能责怪老刘，过去米贱地薄种田不起的年代，你叫一个老实巴交靠天吃饭的农民怎么办，能把一家老小拉扯过来容易吗。

盛夏，刘大姐从大街上捡到不少遗弃的易拉罐和矿泉水瓶，她当宝一样聚拢在出租屋里。有一回，一个老头趁她不注意，把她挂在垃圾车把下的十几个矿泉水瓶子给收走了，她懊恼不已。一个矿泉水瓶子是五分，大一点的是一毛。当她的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打开由娘寄过来的工资买来的笔记本电脑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钱是娘一分一毫从垃圾堆里抠出来的。

刘大姐终于可以开怀一笑了。幺儿有了电脑，能为孩子做的她都做了，欠乡亲的债也还上了，听说刘大姐的工资马上要涨了。刘大姐破天荒地吵了几个小菜，敲开房门，叫我和妻子一起过去喝几盅。我连忙摆手，“你忘了，我不能喝酒的。”“对对对，人一高兴，倒把这一茬给忘了。”我说，“难得这么高兴，刘大姐，祝贺你呀。”

刘大姐一杯饮料下肚，想起了远方家中的公婆，眼眶顿时有些湿润，“唉，就是苦了俩老，起早贪晚，抢割抢种，田里的活不好干。”

我劝刘大姐：“再干两年，我们都回家吧，外面再好，也没有家里好啊!”刘大姐点了点头，说，搭伴国家的农业税免了，负担比以前小些了，可家里还有个幺儿让他操心，找工作娶媳妇，老人要送终，哪一样不得堆起的钱摆平。她想回，可回去了，田还是那块田，不会多长出金子来。刘大姐说着把眼光朝向窗外，窗外是省城高耸的建筑和宽宽的马路。

我不再劝刘大姐。刘大姐的额头上又多了几缕白发。这年头，农民进城，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而得到的却不一定是相称的薪水。可就是这不相称的薪水，她依然象看护责任田一样在坚守。每天扛着大竹笤帚，象握着一只放大的毛笔，在车流不息的街上，书写着平淡又平淡的人生。

看她小心翼翼，在车流飞驶的双向四车道马路上穿梭，我真担心刘大姐身上那件橙黄亮闪起着警示作用的环卫服，能为她抵挡多少风险。就在一个大清晨，刘大姐正在马路中间的隔离栏杆处，打扫一辆渣土车落下的尘土时，一辆飞驰的白色轿车从她背后重重地撞过来，刘大姐瘦弱的身子抛向了空中，那只放大的“毛笔”倒在了她身旁。

刘大姐在乡下的亲人赶到省城，死死抱住她的身体，到这时，泪流满面的幺儿才知道母亲是一名勤劳的清洁工。

办完后事，幺儿并没回家，他拿起母亲手中的“大毛笔”，走上街头 ，想在上大学之前走一走母亲的路，和母亲一起，扫一扫前方的灰尘。

关于保洁的散文 街道清洁工

几年前的时候，在小镇我算是一个早起者，不为晨练，只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抑或叫做“陋习”罢。

每次早起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糠糟老头，推着板车，板车上搁着一把扫帚和一个灰斗，头戴一顶破草帽，走路很吃力的样子。刚开始，一大早起来见到这样一个老头，就觉得很晦气，认为一天办事儿绝不会顺利。那次就这样忐忑不安的度过一天，可那一次一天下来却相安无事，第二天再见到这个糠糟老头的时候才少了一些介意。

小镇不大，但也不算是小，总共五、六千人口。五、六千人口每一天的吃喝拉撒总是少不了好几百斤的“废物”的。刚开始，满街的纸屑、水果皮以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摔得到处都是，加上小镇是一个新建的镇子，道路也还是泥土路。每过一辆车烟尘弥漫了街道建设井然有序的各类建筑物。随着生活时间的延长，对这样的环境我已习以为常。

每次早起实在没有事做的时候，就拿起扫帚自扫自家门前的污物，扫得的一大堆污物没有地方放的时候，就往公路中间一扫相安无事。接着这些垃圾就要被来往的车辆碾压无数遍，被碾压的垃圾经风一吹便是尘土、纸屑漫天飞舞。

这似乎成了小镇的一道“风景”。对这样的情形相关部门尽管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许多规定，发出了许多告示，但预期的效果都不太理想。对此，我已习惯并哀叹自己的无能为力，甚至还是无可奈活。后来又想，这日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过。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过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早起的时候见到这么一个糠糟老头子。自那以后，小镇“风吹纸屑漫天飞舞”的景象再也没有见过了，猜想肯定是老头将这些垃圾检出去卖了，或者是有关部门出了一大笔钱的。不然，这老头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善举呢?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后来一打听，小镇的有关部门正在筹备组织集镇浇筑水泥路面。这糠糟老头是没有人请的，再后来，证实了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为何就不能想象老头当初的动机呢。我想我对老头的看法似乎是对他的诽谤或者更残酷一些。一遍又一遍的拷问自己的灵魂，觉得自己竟是那样的肮脏。

半年以后，我离开了小镇，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仍然是属于早起的人们。可每次起床的瞬间，眼前总是浮现一副画图：一个戴着破旧草帽的老头，推着搁着扫帚、灰斗的手车，一步一步吃力的走着，破旧的草帽遮住了他的半边脸面，让人看似模糊。这就是街道清洁工。

我想，这些街道清洁工不仅仅是美化了环境，更重要的是美化了人的心灵。

关于保洁的散文 我是一名清洁工

对于清洁工，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

无论是小区里擦拭玻璃的阿姨，还是马路上披星戴月，不分寒暑清扫垃圾的大叔大妈，又或者是出差时为我整理房间的宾馆服务员，碰到了，我总要和他们打个招呼。我看他们，没有仰视，不会像一些诗人那样慨叹——啊，您真崇高!当然，我更没有俯视，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居高临下对她们说——好好干，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只是平视他们，日日从他们清扫过的干净的路上走过，有时见到他们，平平常常的问候一声，像对待朝夕相处的同事，抑或时常碰见的乡亲。

今天一早，我照例在园子里散步。到七点钟的时候，就有清洁工开始打扫路面，倾倒垃圾桶昨晚累积的垃圾了。看着他们一下一下的扫，重复着单调的动作，路上的纸屑、树叶、雪糕棍就被扫走了，换来的是洁净与明亮。我油然生出了些许感悟。

打扫卫生是清洁工的工作，就像有人当总理、总经理，有人当市长、董事长一样，分工不同罢了。不能说总理、总经理，市长、董事长的岗位就如何的不可或缺，而清洁工就可有可无。试想，如果没有清洁工，我们的一条条街道、一座座城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少个把总理、总经理，市长、董事长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少不会塌了天，但如果没有清洁工，恐怕就真的街将不街、城将不城、国将不国了吧。

不是有人在评什么“中华脊梁”么?我以为，像清洁工一样的被大人们轻贱的小人物才是真正的“中华脊梁”，他们比政客、精英、戏子更能体现“脊梁”的含义。没有他们的支撑，整个社会大厦就会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修建的桥梁一样，说不上哪天就垮塌了。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是金字塔形，权贵和精英一定是居于塔尖的那一部分，处在塔基的正是像清洁工一样的普通大众，他们凝聚在一起，才维持了这个金字塔的稳定。因此，底层人物不是维稳的对象，而是维稳应该依靠的力量。如果本末倒置，塔基的人承受的重压超过了极限，他们中间是会走出陈胜、吴广、晁盖、李自成的，他们是会起来掀翻这个金字塔的。到那时，塔尖上的大人、老爷、精英们还能坐得安稳吗?

清洁工天天扫垃圾，并非爱垃圾，而是爱卫生。就像医生每天给病人看病，他们不是爱疾病，而是爱健康;鲁迅们抨击丑恶与黑暗，当然也不是爱丑恶、爱黑暗，而是爱美丽、爱光明;很多人批评社会、责备政府，并不是希望中国变成殖民地，而是恨铁不成钢，是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断强大有国格，人民日渐幸福有尊严。我的耳畔回响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想到这里，郁结于心中的一个疙瘩似乎消失了，脚步分外轻快起来。

顽石写博，不愿赶时髦，不会唱赞歌，不懂风花雪月，不知迎来送往，多数的文字都是在揭露伪善，鞭挞罪恶。于是，有人问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即算将那些阴暗的东西都曝光在天底下，又能怎么样?有人发自内心的担心我的安危，这其中既有阅读我文章的博友，也有相熟相知的同学、朋友。也许还有人认为我单调的重复着相同的愤怒，不过像祥林嫂在念叨着“我的阿毛”一样，最初还会有几个人施舍一点同情，时间久了也就不被人当一回事了。其实，我也经常问自己，写这些东西有价值吗?甚至，这个问题常常压抑得我喘不过起来。我看着眼前默默清扫垃圾的清洁工，忽然就明白了我和他们亲近的缘由，因为我也是一名清洁工。我用键盘和文字在做着和他们一样的清理垃圾的工作，为社会环境的净化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吗?

一个清洁工只能打扫一段马路，不能改变整个城市的环境，但千千万万个清洁工就美化了我们生活的街道、城市和国家;一棵树洒下的只是一片绿荫，改变了不了炎炎夏日的骄阳似火，但一座森林却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气候;同样的，一块顽石对于这个社会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的顽石就可以铺出一条路，架起一座桥，垒起一幢大厦。

有人批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我倒认为这样的做法值得肯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每个人都把门前雪扫干净了，至少这个世界就不会是完全被冰雪覆盖;如果我们在扫完自家门前的雪以后，还能把清扫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那我们每个人出门的路就会畅通许多。

我走到一位倒垃圾的清洁工面前，告诉他：“我也是一名清洁工。”他诧异的看着我，满脸写着——不信。我说：“真的，我就是像您一样的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