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呈现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今天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相关范文2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范文范文一

谈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

2015年1月1日，《求是》2015年第1期刊登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署名的一篇题为《打造新常态下工业升级版》文章。文章指出，工业发展必须认清的新形势，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性技术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文章表示，影响目前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环境待优化、国际竞争激烈等。针对两化融合，文章列举了：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智能制造、加快绿色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六大举措。

全文如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工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努力发挥工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中的主力军作用。

工业相关研究报告

2015-2020年中国机动工业车辆行业市场深度调查及发展分析报告

2015年1月

2015-2020年中国机动工业车辆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2015-2020年钢铁工业噪声控制行业竞争格局与投资战略研究咨询报

一、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的重要使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准确刻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新时期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中国工业升级版的大背景，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工业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必须认清的新形势。

工业是支撑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37%至45%之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目前，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工业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并处于合理区间依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保持平稳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工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战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突出，症结在工业、难点在工业、突破点也在工业。消费方面，只有加快制造业向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网络化销售等先进制造方式和商业模式转型，才能满足日益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支撑消费结构升级。投资方面，近年来工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智能制造、智慧物流、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正在成为投资新热点。出口方面，工业制成品已占全部出口的95%左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就业方面，新兴产业成长与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正在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带动整个就业结构改善。

工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表明，工业是研发投入的主要阵地，是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整体创新水平。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高性能计算机、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大量创新性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创新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即“两个IT”深度融合成为产业发展新趋势。只有加速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创新，真正把工业发展动力转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我国工业才能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升，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的根本性转变。

二、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伴随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际经济复苏疲弱态势延续，我国工业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工业运行风险逐步显性化。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发展既要面对旧问题的缠绕，又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对此要有清晰认识和准确把握。

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以来，工业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低成本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迅速形成生产力来实现规模扩张，对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的重视不够，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普遍偏低，产业长期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进入信息化时代，发展先进制造模式所需的高端传感器、数控系统、工业应用软件等基本被国外垄断，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严重阻碍我国产业从成本竞争向效率竞争转型。特别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家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行动。

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等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甚至在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利用不足，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工业长期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另一方面，新产业培育不足。智能制造、增材制造、云制造等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增长点不多。从区域布局看，工业发展尚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区域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严重。

发展环境亟待优化。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市场信心不足，给工业企业投资决策、融通资金、生产经营等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工业行业平均销售收入利润率偏低，长期在6%—7%低位徘徊，近两年进一步下滑至6%以下。由此导致资金、人才等资源大量向金融、房地产、证券等领域流动，难以吸引到优质要素资源推进工业转型升级。此外，工业领域的普惠性政策不足，诸多创新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创新创业投资支持，往往错失企业成长的最佳时期。

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格局正在形成。发达经济体加快战略调整，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对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形成巨大压力。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对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留并发展中低端产业形成挑战。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规则新体系与全球治理新机制正在重构，如何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谈判等方面的话语权，将会对我国工业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

三、在主动适应新常态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这篇大文章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找准方法、狠抓落实，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这篇大文章，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工业篇。

优化产业结构，发现培育工业领域新增长点。坚持把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实施创新驱动、质量品牌、强化基础、绿色发展等重大工程，将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充分发挥战略、规划、政策的引导作用，发挥技术标准、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继续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工业向价值链高端演进。要深挖信息消费潜力，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加大4G网络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发展电子商务，切实发挥高质量投资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重塑工业转型发展新引擎。坚持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首要位置，增强中国工业升级的动力。要围绕两化深度融合需要，力争在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重大装备、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集中突破一批基础共性和核心关键技术，提高我国工业基础能力与国产智能技术、产品和装备水平。要着力健全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体系，支持众设众包、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工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壮大产业竞争新优势。

发展智能制造，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生产新方式。坚持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战略重点，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浪潮和信息化发展趋势，探索智能制造生产方式，建立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业生态体系。要以应用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促进工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信息交互和智能协作。要支持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和大数据技术应用，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众包设计、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要加快部署高速、宽带、移动、泛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应用，有效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业务发展。

加快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文明建设相结合，推动工业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要积极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开发，提高国产智能产品、智能装备的制造能力，为农业、服务业提供更加节能高效的设备。要加快节能环保、再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探索能源合同管理、节能资源协议、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新模式，加快形成工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大力支持智能电网建设，促进能源资源的优化调配，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行业为重点，组织开展低碳技术试点，推动建设一批低碳工业园区。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工业转型升级新活力。坚持把简政放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着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方面要做好“减法”，重点清理涉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工业领域的审批、核准、备案事项;认真梳理并向社会公布“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公平，更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做好“加法”，按照宽进严管的原则，从加强依法监管、完善监督检查、提高服务能力、推进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守好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保标准、用户权益保障等“红线”，将工作重点更多放在制定法规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平台，更好为企业服务上来。

扩大对外开放，开辟工业持续发展新空间。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构建工业开放发展新格局。要贯彻落实好国家对外开放新的战略部署，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拓展化解过剩产能的新途径。要密切跟踪、主动对接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业开放发展需求，在“负面清单”管理、产业安全审查、开放环境建设等方面拿出务实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积极参与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全面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更好地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范文二

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对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我们这里讲的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以同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69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终结了高速增长阶段。以1969年为界，日本经济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为6.3%，下降4.1个百分点。韩国1988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同样，平均增速从拐点前10年的10%放缓至后10年的7.6%，下降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

从中国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若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内部变化：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国内外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左右。

转型预期：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呈现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都为7.7%，2014年预计在7.5%左右，都处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将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回落，增长区间也会相应调整。经济减速换挡难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百分点增量的含义已有不同，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而且增长的内涵和质量也将发生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结构优化，服务业等占比递增。与过去追赶阶段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制造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加快。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上升到46.6%，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动力更替，消费和科技进步贡献提高。进入新常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12年和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为54.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2013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壮大。

改革深化，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作用增强。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深化改革中进行调整。效率主要来自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创新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找到方向，这就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

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进入新常态，“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逼近甚或超过引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在中低端领域面临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而在中高端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将遭遇发达国家架构新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约，呈现“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态势，将倒逼我们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生态环境和潜在风险显性化压力增大。如果说，在过去高增长常态下，资源环境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进入新常态，经济规模继续扩大和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强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

综上所述，进入新常态，原有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但随着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新的增长点将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为重塑增长动力创造良好环境，这些新的增长点就会汇聚成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动不动就“踩油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较大易变性，如果放任市场自我调整，经济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要及时有序进行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

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政策组合，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更要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政策要发挥“定向”功能，加强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政策。货币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压”，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应成为定向调控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税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定向调控中有效发挥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有序推进，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有效性，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和促进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四、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