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亲人患癌，要不要将详情告知，很多患癌家庭都面临这一痛苦选择。文中的丈夫，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选择欺骗自己的妻子。

街灯冷清，远不比纽约。

在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个月之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其实一个。挡风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线更加惨淡。在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违背了自己婚礼上的两个郑重诺言;一，我开始像对待病人一样对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谎。

牛皮纸信封里装着最新的PET扫描。随便扫一眼就不难看出妻子体内的肿块。我缓缓开着车，不停告诫自己不能对妻子说出实情，“我们得等纽约的肿瘤科医生做出诊断，我是肺病医生，看不大懂这些扫描”，我这样敷衍着。

PET扫描的大致原理是通过放射性元素流过身体各个脏器，测出不同细胞的活动。肿瘤细胞十分活跃，而其他细胞则不然。正如夜间从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脏器内不含肿瘤细胞，那么扫描看起来就会像夜间的爱荷华州，玉米地里一片宁静。但如果扫描结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凤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说明肿瘤细胞已经扩散开来。

这是六月上旬温暖的一个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开端。人们在街上拥挤着，匆匆归家或者觅食。这冗杂的一切充盈我们的一辈子，不留下亦不带走一丝丝的意义。穿过通往车库狭窄的过道，轮胎压迫着地面吱吱作响。妻子一言不语，我亦一言不语。我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没有。

其实现在想想，她或许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后活了短短八个月。她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纽约自己的家。从一个冬天转移到了另一个。

纽约的医生很快看到了扫描结果，且做出了诊断。回到家没过几分钟，我们就收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从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来，我在这里工作了超过十年。三年前妻子在这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妻子与我在沙发上并排坐着，人手一个听筒。电话那头的医生说着许多我熟稔的词语“转移，紧急放疗，生存质量”，唯独没有提“治愈”。听到关于病情的词语越多，妻子也就渐渐在我脑海中转变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会被压迫吗?”我迫不及待的询问医生，然后听筒里与身旁传来了妻子的声音：“那是什么?”

妻子的医生没有让我们等待(诊断结果)。没有温柔的旁敲侧击，没有善意的曲解现实，亦没有对恐怖真相的虚假掩饰。他忠实的回答了妻子想问却又开不了口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很多治疗，还是有办法的。”“肿瘤可以被抑制”。“或许还可以活上几年”。“癌症到了这一步已经不能被治愈，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延长生命，保证生活质量”。换言之，妻子即将离我们而去。

即便今天当我我与同仁们谈论起那天的对话，不少人多少还是有点惊讶。妻子医生的直接了当并不符合一般大夫的准则，甚至有点不当。很多人告诉我通过电话谈论生死大事是医生不应该做的。当我问他们何时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告诉病人他们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数人认为只有在几次治疗以后，肿瘤还在扩散恶化的时候，才是合理的时候告诉病人。

医生们认为病人们很难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更坏的消息：他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们的抉择，他们对未来的追求，他们对爱人们的许诺，明确的，或者藏在心头的，将付之一炬。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医生们也不无私心。因为医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传令官。也正是这样的执着，使得医生永远积极的为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案。

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医生应当坦率。但是我也知道过于直截了当的决断会使一些病人感到绝望，让病情直转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别的医生依然在尝试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诊断会使病人及其家属产生疑惑。妻子的医生也许是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认为他应该更委婉。但是从美国卫生部的研究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医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严重致死。有的时候妻子会告诉我，“我不希望我的医生瞒着我的病情。”

我们并坐在沙发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离。穿过她的金发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刚刚做的指甲。涂满了她喜欢的暗红色。我尝试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听到电话那头医生诊断的反应。她猜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在听。

从外表上看来，妻子的美艳与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尔的摩交响乐见她的第一面。但当我看着我亲爱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纽约十楼的病人们。那些虚弱的人，那些因为肝脏衰竭而黄疸的皮肤，那些因为体内液体堆积而肿大的四肢，那些因为肾衰而导致的无精打采的面庞，止痛药，脑部转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样年龄的女病人。

妻子那时候46岁。

也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与妻子之间开始有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看见了她的未来，她的终点，她的憔悴，她将受到的折磨与身旁的我的无助。而她看不见。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迅速离开阿根廷返回纽约，以便开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于是我们开始陈列清单，准备归途。

她会一个人先回纽约。儿子还有几天就从学校结业，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参加学期末的聚会。

妻子的医生告诉我们无须紧张，因为治疗她的乳腺癌并不紧急。事实上，他甚至说明了因为妻子不会被治愈，所以不需要太焦虑。但是脊椎上的治疗却十万火急，因为如果肿瘤在脊柱上蔓延开来，病情将急速恶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价的塑料筹码。如果是完整的连起来，它可以支撑极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肿瘤破坏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会出现列横，人也将无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赶快回到纽约。

亲友们在机场迎接了她，并带她去了医院的急诊，陪她见医院的神经外科大夫。如果我们还幸运的话，大夫会告诉她脊椎无碍。如果不然，妻子将被立即被收为病人，开始输液化疗，开始拍X光片，开始打吗啡，开始住院。开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个我会穿白大褂游走于漫长回廊的所在。

在降落于肯尼迪机场四小时之后，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术。我依然在阿根廷，儿子轻声熟睡，我盯着电视发呆，丝毫不理解眼前的节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发送了上百封邮件与短信。“我失去了一切”，我在发给大学室友的短信中这样写道。

等我回到纽约，妻子的手术已经完成，漫长的夏天开始了。妻子总会在感到癌痛的时候对我形容“就像一只拳头在抓我的肠子，就像一只骡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乱跳。”我会问“你看到骡子了吗?”妻子笑而不答。一个月过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转，X光显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经被清除，治疗起了作用，妻子又开始生龙活虎了。

尽管癌症没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肿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后开始了内分泌治疗，一种常见的妇科病治疗方案。医生乐观的估计如果治疗起效果的话，妻子可以再活许多年。

从那以后妻子开始上网查询阅读那些奇迹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对我提起一位女病人，虽然得了恶性乳腺癌，却已经活了超过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Greenberd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疗时候听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称那些人为“幽灵伴侣”，她们不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与正常人完全一样。在作者自己焦虑不安，感到不适的时候，这群奇迹般的病人正打着网球，跑着长跑，与爱人做爱。这位活过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灵伴侣”，也是我的。她同时是我们的希望与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