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是指茶艺、茶道、茶的礼仪、精神以及在各阶层人民中的表现和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一起来看看。

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食用→药用→饮用。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茶作食用为主，尔后逐渐向药用方向发展，约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日常饮料，西汉时期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列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适应了当时以清淡之风著称的玄学思潮的需要，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许多玄学家、清淡家都极力推崇饮茶，在他们那里，茶之清苦之味与精神上的虚无玄远有异曲同工之妙，饮茶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极一时，全国上下皆以饮茶为乐。以陆羽之《茶经》刊行为标志，中国茶文化终于形成。溯其成因，除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外，还主要有于以下几个特殊因素：

(一)唐代的科举制度。朝廷以茶来解除考生和监考官之疲惫，于是饮茶便在土人中广为流行。

(二)唐代诗风之鼎盛。茶常作提神助兴之物，于是在以诗人为核心的文化圈中茶得到大力普及。

(三)佛教的发展。茶作为坐禅必备之物而被广为推行。

以上三条，尤以最后一条最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应主要归因于唐代佛教的发展，理由有三：

第一，从历史背景上看，佛教的政治地位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高僧大多生于旧的豪门大族，是一些‘家世儒宗”、“博通经史”的人物，通过宗教上层建筑的经营，又使他们得到皇权的依赖和尊宠，重新取得某些现实的权势，某些高僧甚至被封为“国师”，出入宫廷，参预政治，拥有大量的寺院庄园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以佛教为“国教”，把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禅宗盛行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记载，武则天经常邀请当时的禅宗宗师慧能入宫，与之商讨国事，佛教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僧人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将饮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僧人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加之当时僧人优越的物质条件，将茶与精神结合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僧人的肩上。

第二，从佛教自身特点上看，其与茶的紧密联系是茶文化形成的必然因素。佛教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其中又以禅宗为甚。禅宗形成于隋朝初期，经过一代宗师慧能的大力推行，于中唐时期达到鼎盛，禅宗的教义为“心即真如”、“顿悟成佛”，把彼岸之“真如”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迂回地论证彼岸世界的真实性和此岸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从而教化众生抛弃世俗生活，去顿悟“般若”之玄机，“般若”意即最高的智慧，和“真如”本体一样，是佛教徒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达到这个“般若”呢?禅宗的基本方法便是“坐禅”，提倡静心、瞑思，方能豁然顿悟。坐禅讲究断食、沉思、去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了容易产生睡意，故必须减食，或放弃晚饭，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疲劳和作为不食晚饭的补充物，茶便是最佳选择。

第三，从佛教中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加速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古代印度无茶饮，僧人坐禅时常用槟榔树的果实制成的饮料来消除疲倦，提神醒脑，但它没有茶叶的效果好，佛教传人中国后，茶便受到广大僧徒的欢迎，成为最理想的饮料。到禅宗盛行时，坐禅时饮茶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道：“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由于禅宗的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部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杀，凡履处唯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茶竟有如此长寿之功用，其被推崇之甚也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居然到了神秘的地步。据佛教传说，茶叶乃为禅宗之祖达摩所造，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不致在坐禅时打瞌睡，便割下自己的眼皮，遗弃在地上，一夜之间，眼皮变成了茶树，从此，茶就有了提神少眠的作用。唐朝禅宗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弟子的足迹，茶也遍及全国各地。

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的关系

一、“养生”、“清思助谈”，佛与茶开始结缘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宗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不过，在汉代，中国人饮茶尚不普遍。茶仅是皇家、贵族及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国的佛教，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下子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吸收，以为佛教只是与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东西。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乐得中国人如此误解以利传播。但汉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大，与尚未普及的饮茶也就更谈不上有何关联了。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是时，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占上风，佛教便与玄学攀关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学与老庄比附教义，甚至把一些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相比。为布道，僧侣们乐与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爱喝茶，清谈家也爱喝茶，于是僧侣们也开始饮茶。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摆脱先前依附中国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但就饮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创举，僧人饮茶仍然停留在养生、保健等药用与自然物质功能时期，并未与自己的思想、教义相联系。而此时，中国茶文化已开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进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只有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之后，佛理与中国茶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见性”，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办法，否则无法生存。于是，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禅宗中国化得彻底。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于净化思想。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接近。后来，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又将其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下清静空无即是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士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从哲学上看，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极爱茶。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一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丰富，走向社会。

唐朝是中国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时期，许多高僧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引《指月录》载道，有两个和尚欲师从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又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例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 “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