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精美的日历，我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期盼的佳节，因为只有这几天，我才能放下沉重的学习，放松自己的心情，淘洗着一年中最欢乐的日子;下面是有迟子建散文集欣赏，欢迎参阅。

迟子建散文集欣赏：撕日历的日子

又是年终的时候了，我写字台上的台历一侧高高隆起，而另一侧却薄如蝉翼，再轻轻翻几下，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生活中沉沉谢幕了。

厚厚的那一侧是已逝的时光，由于有些日子上记着一些人的地址和电话，以及偶来的一些所思所感，所以它比原来的厚度还厚，仿佛说明着已去岁月的沉重。它有如一块沉甸甸的砖头，压在青春的心头，使青春慌张而疼痛。

发明台历的人大约是个年轻人，岁月于他来讲是漫长的，所以他让日子在长方形的铁托架上左右翻动，不吝惜时光的消逝，也不怕面对时光。当一年万事大吉时，他会轻轻松松地把那一摞用过的台历捆起，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它蒙尘，因为日子还多得是呢。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看着那一摞摞用过的台历，也许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沧桑感。

于是想到了撕日历。

小的时候，我家总是挂着一个日历牌，我妈妈叫它“陽历牌”，我们称它“月份牌”。那是个硬纸板裁成的长方形的彩牌，上面是嫦娥奔月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一轮无与伦比的圆月，一些隐约的白云以及袅娜奔月的嫦娥飘飞的裙据。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的吻合。那时候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撕日历。早晨一睁开眼，便听得见灶房的柴禾噼啪作响，有煮粥或贴玉米饼子的香味飘来。这基本上是善于早起的父亲弄好了一家人的早饭。我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不是穿衣服，而是赤脚踩着枕头去撕钉在炕头被架子一侧的月份牌，凡是黑体字的日子就随手丢在地上，因为这样的日子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都是星期天，我便捏着它回到被窝，亲切地看着它，觉得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漂亮可爱，甚至觉得纸页泛出一股不同寻常的香气。于是就可以赖着被窝不起来，反正上课的钟在这一天成了哑巴，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有时候父亲就进来对炕上的人喊：“凉了凉了，起来了!”

“凉了”不是指他，是指他做的饭。反正灶坑里有火，凉了再热，于是仍然将头缩进被窝，那张星期日的日历也跟了进来。父亲是狡猾的，他这时恶作剧般地把院子中的狗放进睡房，狗冲着我的被窝就摇头摆尾地扑来，两只前爪搭着炕沿，温情十足地呜呜叫着，你只好起来了。

有时候我起来后去撕日历，发现它已经被人先撕过了，于是就很生气，觉得这一天的日子都会没滋味，仿佛我不撕它就不能拥有它似的。

撕去的日子有风雨雷电，也有陽光雨露和频降的白雪。撕去的日子有欢欣愉悦，也有争吵和悲伤。虽然那是清贫的时光，但因为有一个团圆的家，它无时不散发出温馨气息。被我撕掉的日子有时飘到窗外，随风飞舞，落到鸡舍的就被鸡一轰而啄破，落到猪圈的就被猪给拱到粪里也成为粪。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而最后也免不了被雨打湿，沤烂后成为泥土。

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月份牌，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女人们用它给小孩子擦屁股，有时候老爷爷用它们来卷黄烟。可我们家因为有我那双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留不下来，统统飞走了。每当白雪把家院和园田装点得一派银光闪闪的时候，月份牌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明年会长高一些，辫子会更长一些，穿的鞋子的尺码又会大上一号，便有由衷的快乐。新日子被整整齐齐地装订上去后，嫦娥仍然在日复一日地奔月，那硬纸牌是轻易不舍得换的。

长大以后，家里仍然使用月份牌，只是我并不那么有兴趣去撕它了，可见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待到上了师专，住在学生宿舍，根本没日历可看，可日子照样过得一个不错。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商店里有台历卖了，于是大多数人家就不用月份牌了。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撕日历的日子。

我在哈尔滨生活的这几年才算像模像样过起了日子，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台历，让它由一侧到另一侧。当两侧厚薄几乎相等时，哈尔滨会进入最热的一段日子。年终时我将用过的台历用线绳串起，然后放到抽屉里保存起来。台历上有些字句也分外有趣，如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记载着“不慎打碎一只花碗”;而二月二十八日则写着“一夜未睡好，梦见戒指断了，起床后发现下雪了”;八月二十八日是“天边出现双彩虹，苦瓜汤真好喝”!

到了一九九四年的一月十九日，是腊月初八的日子，东北人喜欢这天煮“腊八粥”，我在这天的日历上记着：“煮八宝粥。材料：大米、小米、绿豆、小楂子、葡萄干、核桃仁、大枣、花生”。三月三日写着“武则天墓被万人践踏，只因为她践踏了万人”。而七月十一日是“德国队以1：2败给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用火一样的激情焚烧了陈旧的德国战车”(好像引自一位体育评论记者之言)。

台历有意无意成了我的简易日记本，当然就更加有收藏价值了。

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当我串起一九九五年的台历、将一九九六年散发着墨香气的日子摆在铁皮架上时，我仍然会在上面简要抒写一些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的。如果能把幼时已撕去的日历一一拾回，也许已故的父亲就会复活，他又会放一条狗进我的睡房催我起床，也许我家在大固其固的那个已经荒芜了的院落又会变得绿意盈门。但日子永远都是：过去了的就成为回忆。

可它毕竟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当我年事已高，将台历的日子看花了，翻台历的手哆嗦不已时，嫦娥肯定还在奔月。

迟子建散文集欣赏：朋友们来看雪吧

先说树脂吧，就是从红松身上流下的油，它在风中会凝固成金黄色。把它们用尖刀从树上刮下来，放进铁皮盒中，然后坐在火炉上去熬。不久，树脂熔化了，松香气也飘了出来，把这铁皮盒放在户外晾一夜，一块树脂就脱落而出。好的树脂没有杂质，水晶般透明，橙色。你们问我嘴里吃着的东西，正是它。它与口香糖一样，不能咽进肚子。当地人称它为“松树油子”。女孩子小时候没有不喜欢嚼它的。她们喜欢嚼出响来，吱喳吱喳的，像鸟叫一样。有虫牙的女孩子嚼出来的响声就格外饱满。

我脚上穿的毡靴是胡达老人送的。是狍皮做成的，又轻便又暖和。说起胡达老人，他是我来乌回镇认识的最有性格的一个人。我被大雪围困在塔城已有三天，是胡达老人赶着马爬犁把我接到乌回镇的。他七十多岁，终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山羊皮大衣，胸口处老是鼓鼓的，一个酒葫芦就掖在里面。无论他赶着马爬犁、走路抑或到供销社买东西，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抽出酒葫芦，美美地呷一口，然后痛快地擤一把鼻涕，往棉裤上一蹭。他很矮、瘦，但腰不弯背不驼，牙齿也格外好，所以他走起路来像旋风一样迅捷。我到达乌回镇的当夜，他就醉醺醺地来敲门，首先申明他不是打我的主意来了(笑话，我可是他孙女辈的人!何况他即使真那样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接着他吹嘘说与他好过的女人个个都有姿色，牙齿比我好(他称我的灰牙齿为耗子屎)，眼睛也比我明亮(他比喻说像盛满了油的灯)，手也比我秀气(当时我的手已经冻裂了口)。见他如此信口开河，我便大胆地挪揄他，问他如此五短身材，女人们如何喜欢他?他便笑，半面脸抽搐着，另半面脸则肌肉僵硬(也许是酒精麻痹所致)，这种笑给人一种哆哆嗦嗦的感觉，比哭还不如。他说女人们喜欢他的手艺活，他会缝狍皮坎肩，中间加上彩色丝线;会做兔皮帽子;会用桦树皮做摇篮、小船、盐篓、水桶和米盆。还懂得中医，女人们气血不足、月经不调、腰酸背痛的毛病他全能治得。我问是针灸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是草药，山上的东西到处都是宝贝。”他还告诉我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大儿媳刚死)，一大群孙儿。他费力掰着指头数了半晌，说是七个孙子六个孙女，总共十三个。不过他最喜欢的是二儿子家七岁的鱼纹。他接着讲鱼纹，说鱼纹与他连心，他有一次在山中倒套子时一匹马被圆木轧伤了腿，他正愁无法下山找人求救。鱼纹在家中正在炕上弹玻璃球，他突然对爸爸说，爷爷的马受伤了，爷爷下不来山了。胡达的二儿子将信将疑赶着另一副马爬犁上了山，一看果然如此。

胡达那天晚上来找我的目的是为了看我那只栗色皮箱。我想起来他接我的时候就对皮箱产生了兴趣。我就把皮箱从炕上搬到火炉旁，嗒嗒按下锁鼻子，将箱子打开。那嗒嗒两声响起的时候，他的薄耳朵也跟着微妙地颤动着。他凑近那个皮箱，先是目不转睛地看，然后便是一样一样地用手拈起里面的东西，放到眼睛下仔细地瞧。照相机、胶水瓶、微型录音机，甚至绣花睡衣都没有逃脱他的手。他看东西的时候表情格外丰富，一会儿惊讶，一会儿扫兴，一会儿又哀怨(看见睡衣的时候)，一会儿又是愤怒(他不满意我把布娃娃掖在里面，认为这是要闷死她)。他见过照相机，但对微型录音机却不熟知，我便把扣形耳机塞进他的双耳，放了一段音乐给他。你们一定想不到，他最初听到音乐的时候吓得一跳老高，“哎哟”叫着，酒葫芦也被甩在地上。他说：“这音打哪儿来?”不过他听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当我帮他摘下耳机，他嘟嘟囔囔地对我说：“这音不好，闹。”

胡达老人看够了我的皮箱，又问我在乌回镇住多久，一个人怕不怕等等。我说要呆到开春后才走，我在城市里也一个人住，没什么害怕的。他便对我说，你要是害怕，我就唤鱼纹来跟你做伴。

他知道我是做画的，而且也见识过画家，所以对我的颜料箱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几年前乌回镇来过一个画家，那个男人的手指长得跟女人一样纤细，他专画乌回镇的女人。让女人们给他做摆设(胡达的原话)，然后给她们一些报酬。后来有个汉子发现画家画了自己女人的奶和屁股，就联合乌回镇的其他男人把画家揍了一通，将他赶出镇子。他说完后得意地冲我笑着，我连忙说自己对人体不感兴趣，只喜欢画风景。他挺老练地说：“景中就没个人么?”

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了这双毡靴。我不知道是谁悄悄送来的。问邻居大嫂，她一看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是胡达老人的手艺。”

你们在信上问乌回镇有多大，这让我怎么描述呢?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显得很大。说它小，那是因为人家很少，不足百户。尤其是这样的时令，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偶尔碰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也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不在路上讲话，户外没有人语声。有时会传来牲畜的叫声，那叫声也一样是寂寥的。这里的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自己种菜和粮食。冬季的蔬菜基本以土豆、白菜和萝卜为主。它们被储藏在室外的地窖中，三九天气时要在里面生火驱寒。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医生，他们兼管打针投药。男患者打针时由男医生，而女患者打针则是女医生。据说以前只有男医生，妇女们生了病都不情愿打针(说是不愿意给男人露屁股)。没办法，乌回镇就从外面请来个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文静，单身，所以卫生所里上班时总是三个人(男医生的老婆不放心，也天天陪着来)。乌回镇还有一家商店(年轻人称为供销社，老人们则叫它合作社)，冷清得很，两个店员总是面色青黄地打瞌睡。店里所卖的罐头的铁皮盒早已生锈，好像从二次大战的战壕中挖掘出的战利品。这里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生意很好。那天我去买蜡烛，顺便买了两包卫生纸，然后抱着它们往店外走。遇见我的人都现出很羞怯的样子，原来卫生纸这种东西被认为是隐秘商品，不能明面拿着。当地的妇女去买它时总是提着个布兜，男顾客在场她们就去看别的商品，买时躲躲闪闪的，真是有趣。

你们问照片左上角那串草编铜钱，它是鱼纹送给我的。他用这东西换走了我的带小镜子的胭脂盒。鱼纹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记得是某一个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守着炉子烤瓜子，一个小孩子推门进来了(我像当地人一样不锁门)，他就是鱼纹。他穿件蓝布棉猴，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吊着一串清鼻涕。他进了门口被热气给熏了个激灵，然后他开始嗤溜嗤溜地把鼻涕吃到肚子里，这才开口跟我说话。他说：“我能换你的东西吗?”我问：“你是谁?”“鱼纹呀。”他挺骄傲地说着，仿佛我到了乌回镇没听说过他，是大逆不道的。我便笑了。鱼纹像老熟人一样脱掉棉猴，从怀中取出一串草编的铜钱，对我说：“它不能当真的钱用，可是比真的钱好看。是我编的，一共二十一个钱。”我问他想换我的什么东西，他便挺老练地说他得先看看我的货。我便把一些零碎东西拿给他，后来他就对胭脂盒产生了兴趣。鱼纹个头很矮，跟他爷爷一样是薄耳朵，不过眼睛又黑又大。他告诉我他家里养着两头猪，一只羊，九只鸡，这些家禽一到春节前都将被宰了过年，只留下一只打鸣的公鸡。他比他爷爷还善谈。接着他问我在乌回镇过年吗?我说当然。鱼纹就乐了，问我大年三十晚上他要是来给我磕头拜年，我会不会给他压岁钱?我说那是自然了。鱼纹便显得欢欣鼓舞的，他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给我讲一些他从老辈人那儿听到的鬼怪故事。黄昏的时候，胡达老人来了，他一进屋就说：“鱼纹，我就知道你上这儿来了，一来了外人你就来换东西。你换了啥?”

鱼纹笑嘻嘻地打开那个胭脂盒。胡达老人嗔怪道：“打小就花心，弄个胭脂饼子做啥?”

后来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胡达独居，除了年节之外，平素很少到儿子家去。乌回镇若是来了客人，只要是冬季来，一般都由胡达老人接送。雪爬犁在山中抄着近路走，会省去许多时间。不管什么人物来，胡达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人家带的东西，大约这与他是个手艺人有关。我还得知他少年时学过戏，跟过戏班子。他母亲是个红角，有次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唱戏，被当地衙门掌印的人看上，活活地给抢到府上。那人这边强行纳妾，那边差人将胡达的爹悄悄装进麻袋，活活地给扔进河里溺死。从此胡达就失去了双亲，他到处流浪，拉过黄包车，给人修过脚，当过厨师。最后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哪里人少就奔哪里走，结果就在乌回镇安家落户了。胡达最听不得的便是唱戏，所以连带着对一切声音都敏感。

乌回镇的天亮得很迟。八九点钟，太陽才苍白地升起。到处都是积雪，远山近山都是白茫茫的。有时我站在窗前看别人家屋顶的炊烟，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因为那炊烟已与天色融为一体了。我手上的冻疮用冬青水洗过后已经痊愈。只不过因为少见蔬菜水果，我的口腔溃疡，吃刺激性食物时疼痛难忍。镇子里的人对我很友好，腊月家家宰猪时，人们总是请我做客。以前我特别讨厌吃猪下水，到了这里后觉得那东西是这么好吃，喝烧酒吃臭烘烘的猪大肠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我醉在别人家的炕上，指着人家地上的鞋子叫“船”，而擎着筷子叫“桨”，成为笑柄。至于带来的那些颜料，我真是很难说出口，我全把它们涂到乌回镇人家的炕琴上了。他们让我画荷我就画荷，要多粉我就给多粉，过年时还给他们画门神和财神，所以黄绿红三色已经用尽了。领导要是知道我下来体验生活只是画这些个东西，非要气坏不可。可这里的人喜欢我画荷花小鸟、松树仙鹤，除夕时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画的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他们请我画东西时，总是预备下饭食，回来时又给我带来些吃的。我便想做个画匠也不错，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只画炕琴和门神。我堕落了是吗?

鱼纹留下的那串草编铜钱被我当成装饰挂在墙上。你们问另外一些模糊的物件是什么，它们是桦皮簸箕(淘米用的)、火钩子、鸟笼子和豆角干。我失眠的毛病到这里不治自愈，每日都睡得又香又实，每天同当地人一样早早就起床了。有时我到江上去看他们捕鱼，更多的时候则是去他们那儿串门，听他们讲老掉牙的故事。这里的星光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有时夜晚跑到屋外，仰头一望，满天的星星真叫灿烂啊。还有晚霞，这里的晚霞总是鸡血一样鲜红，同雪景形成强烈反差。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年的吧。他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屠宰家禽、做新衣、蒸干粮、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的隐讳说法，以为胡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调以及把茶水喝得很响的样子。后来我建议他为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注意到他背囊中有一次成相的相机，而我又迫切想看看那个夜晚的我)。他打趣道：“吃你一顿饭，总要付出些代价。”于是我就穿着毡靴，嘴里嚼着树脂，悠闲地坐在房屋一角。当照片坠落下来后，我发现那颜色和背景都出人意料的好，就想把它寄给你们。为了使你们早些见到乌回镇的我，我让他把信连同照片带走，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要离开乌回镇，他中途转机时路过我们的城市。

接着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天落雪了，这是从窗棂微妙的嚓嚓声感觉出来的。

我们把浓茶喝淡了，所有的话语已经化为炉中灰烬的时候，他忽然温存地说：“今晚让我留下，好吗?”

我摇摇头，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便站起来穿上大衣，笑笑说：“文化女人。”然后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看着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依然望着他在走向门口。我突然说：“你真像我父亲。”

“他一定是死去了。”他说。

我点点头。

他又说：“放心，路过你的城市时，我不会忘了发这封信。”

“谢谢。”这两个字彻底把他赶出门外。

那一夜我不断被恶梦扰醒。早晨起来时望着窗外飞扬的大雪，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忍不住伤感地落泪了。我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美好的夜晚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乌回镇，那样的夜晚永远不会再来了。想起他站在灶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情景，我的泪水就汹涌无边了。后来鱼纹拿着两颗奶糖跑来看我，他说他在家里就听见我的哭声了，他说人吃了糖后就没有眼泪了。我把鱼纹抱在怀里，吻他那双神灯般的眼睛。

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