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和总体精神面貌的一些根本观点和看法。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末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末论文篇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和总体精神面貌的一些根本观点和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要从创立这一哲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研究入手，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是由其文本、文献资料的保存、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构成的，不仅在文本的编辑、理解、翻译上存在着争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形态理解方面，人们也往往存在很多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研究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不应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总体上具有客观确定性、真理普遍性、逻辑一贯性而且具有完整系统性的理由。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演变发展的主线和基本的逻辑框架，勿以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主张的非基本理论、非基本观点和方法、对非正式文本的研究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及对正式文本主体思想的研究，勿把马克思后来明确放弃或已经予以更新改造的思想文本当做体现马克思主题思想或基本思想的文本，勿把马克思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前那些在旧哲学影响下形成的思想和逻辑视为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思想和逻辑。

马克思自1845年以后所建构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具有整体一体性和逻辑一贯性，任何割裂与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以偏概全理解方式都必然会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会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和本质理论特征。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就应有一个整体性或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作为基本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撑。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逻辑的发展演变进行科学地梳理，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和总体精神面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个科学的总体的认识和根本观点。为此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一体性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以及“马克思哲学”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逻辑结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我们既反对绝对理性主义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幽灵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并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形态变化绝不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中孕育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思想确实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亦即有一个由“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变化。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哲学革命变革，正确理解把握这一革命变革前后的“马克思哲学”的“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变化，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质非常重要，是我们搞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关键。

正是通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批判，才最终告别了思辨唯心主义绝对理性主义逻辑，从而以立足革命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创立了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正好相反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思想。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突出强调的显性逻辑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而绝不是对黑格尔抽象思辨的主观唯心辩证法的抄袭。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唯有实践才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和可能，脱离实践尤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实践来谈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谈论主客对立统一关系，所谈论的一切问题和对象就必然是抽象的虚幻臆想。费尔巴哈哲学仍然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分支”，其骨子里总是有些唯心主义的东西始终与唯物主义的表层话语体系如影相随，他实质上是在宣扬人们的物质观念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这种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根本不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尤其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前提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更不知道需从生产方式来把握理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从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来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属性，他实际上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及真正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排除在外了，甚至把亿万人民群众划到他的人的视野之外了。

应当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就是人自由自觉的劳动”、一切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是明显的显性逻辑，但这一现象在1845年之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了根本改观。此时马克思创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立足于主客辩证统一的革命实践——因而是最具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能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这样，对于一切对象和问题，我们才能在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类实践的各种关系视角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因此，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也是对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颠覆和否定，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绝不可相提并论、混淆不清。作为体现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显性逻辑只是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思想逻辑主线，而绝不是在此之前的马克思思想逻辑主线，在此之前，它们只是作为与构成其思想资源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矛盾的隐性逻辑隐含在他的思想著述中，并逐步孕育发展成熟的。

1844年之前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确是以伦理人道价值的批判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为显见的主题批判或显性逻辑批判。但到了1845年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人道价值的批判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虽然依然存在，不过这种批判原有的显明地位或主题地位显然已被他的唯物史观的科学实证批判所取代、所遮蔽了，它们已经退居次要的、非显现的、背后隐约可见并内在地包含在唯物史观科学实证的理论批判和革命批判之中了。把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片面地归结为道德哲学或人道主义哲学，尤其是用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和道德哲学来反对工人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专政，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把所谓抽象理性、绝对理性神化的绝对理性主义，不是从抽象的道德、人道价值和抽象人性论或什么人的抽象理性、绝对理性出发的人学理论、“类哲学”和“价值哲学”，也不是一味迷信实践从而把实践予以抽象化和神化的“实践哲学”。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宣称为“实践哲学”，近现代以来，各种哲学理论被冠以“实践哲学”、“类哲学”、“生存论或存在论哲学”和“人道主义道德哲学或价值哲学”的更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哲学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有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和“虚无主义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胡塞尔现象学把“自我意识”进行了脱离实践的绝对神化和“自在自为化”，把它设想为与人的社会实践无关但却每每作为“先入之见”的“意向性”而赋予认识现象和对象以“情感的感性意义直观”和“理智的观念之本质意义直观”，这难免有先验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更是将这种“自我意识的意向性”肆意神化和滥用。他们把某些哲学家主观意向性的东西说成了现实生活世界的事实和事实关系本身，由此而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了任意的歪曲和人为粉饰，抹杀和否定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必然性联系，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少人以这些东西来“消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有意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工人阶级阶级性、人民性以及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现实性指导意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历史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人道价值的幽灵化包装，反对工人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迷信崇拜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识实践”，撕裂现实生活世界的辨证统一关系予以“碎片化”的处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生活现象的某些片段孤立地予以抽象化、绝对化、神化并上升到作为一切理论出发点的哲学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不同视角来理解生活世界所形成的有机统一的哲学世界观理论之不同表述割裂对立起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割裂和误解，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绝对理性主义也反对非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科学态度的背离，其实是退回到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单纯概念和精神现象的分析论证中去了，是以头脑虚幻的所谓“理念”、“理性”这些纯思想符号的批判取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现实的革命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形态发展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客观普遍的客观真理性，不是历史主体带着某种“先入之见”任意地置身“历史场域”的某一“位相”或立场根据自己需要“交互主体地”随意理解、选择、设计、解构、建构或重构，以图解自己的“在场生活图景”和“历史图景”，以适应“时代和历史的语境”之需要不断地“退场”和“出场”，以至历史地形成前后相互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异质性”的不同“理论范式”。如果这样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基本思想理论都当做“传统的教条”、“异己的存在”逐一排斥，完全否定，把自己的“先入之见”、利益需要和价值需要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那实际上就是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一切的“否定辩证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革命实践辩证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碎片化”、“虚无化”、“幽灵化”并将历史主体自身也同样虚无化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这样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不断“消解”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的。

借口认识主体及认识客体的变动不居性，认识主体“前见”的主观性以及多元认识主体交往实践认识关系的复杂性、主体间性和价值关系多样性、变动性，西方现代诠释学对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主客关系以及认识的“历史语境”、“场域”作出了否定其同质性、客观确定性、历史必然性和连续性的片面理解，认为它们只有不确定性和异质差异性，只有非本质的外在偶然联系，根本谈不上具有总体性和整体确定性。于是后现代学者只讲个性偶然性，只讲差异和“碎片化”，只讲主体理解的主观性和变动性，只讲怀疑和否定一切，只讲不断地消解、解构和重构，以这样的所谓“解释学循环”来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基础主义、逻格斯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这就完全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个性绝对自由和唯意志论，当然也要把马克思主义非现实主义化、非客观真理化而使其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幽灵化”状态。按照这种“幽灵化”的消解性解构和重构，有多少人解读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少种完全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甚至连马克思本人都不会有一定理论特质成熟而确定的理论形态。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被解释成个人随意解释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乌托邦空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现实社会批判也就自然被解释成纯观念、纯心理的所谓“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也就只需作“文化的、人性化的、富有合作性的改良”也就够了，这样人类历史也就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了。但是，哲学的批判难道仅仅是这般因人而异的思想游戏、语言游戏吗，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理论家们说“消解”就能够“消解”没的吗?恐怕远远不是。

然尔，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灵魂性的东西，它最为根本的思想和基本理论结论，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社会批判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它的发展创新和理论演变绝不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能够相互通约并且逻辑前后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同一理论范式发展的不同理论阶段，或者说是同一理论范式在其各个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理论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本质灵魂性的东西，仍然一脉相承地坚守着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思想方法和基本理论主张。一句话，它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不可通约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革命”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的传统思想理论而言的，是相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而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断发生着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和理论质变。库恩的“范式革命”与“不同理论范式不可通约”思想割裂了思想理论的批判继承关系和历史联系、现实联系，把不同理论范式说成不同科学家、思想家群体完全立足于不同立场和视角并采取不同方法而建构的具有完全不同核心理论范畴、相互之间不可通约对话、性质也完全不同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割裂了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联系，否定了他们之间通过对话进行理论竞争的可能，因而恰恰是反历史主义的，也是容易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

(作者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该文原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刊物《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全文25000字，曾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5期摘转，作者在摘编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特质和总体精神面貌的一些根本观点和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要从创立这一哲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研究入手，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是由其文本、文献资料的保存、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构成的，不仅在文本的编辑、理解、翻译上存在着争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理解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形态理解方面，人们也往往存在很多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研究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不应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总体上具有客观确定性、真理普遍性、逻辑一贯性而且具有完整系统性的理由。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演变发展的主线和基本的逻辑框架，勿以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主张的非基本理论、非基本观点和方法、对非正式文本的研究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及对正式文本主体思想的研究，勿把马克思后来明确放弃或已经予以更新改造的思想文本当做体现马克思主题思想或基本思想的文本，勿把马克思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前那些在旧哲学影响下形成的思想和逻辑视为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核心思想和逻辑。

马克思自1845年以后所建构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具有整体一体性和逻辑一贯性，任何割裂与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以偏概全理解方式都必然会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会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和本质理论特征。因此，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就应有一个整体性或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作为基本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支撑。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逻辑的发展演变进行科学地梳理，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和总体精神面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个科学的总体的认识和根本观点。为此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一体性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以及“马克思哲学”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逻辑结构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我们既反对绝对理性主义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幽灵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并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形态变化绝不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中孕育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思想确实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亦即有一个由“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变化。搞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哲学革命变革，正确理解把握这一革命变革前后的“马克思哲学”的“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变化，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本质非常重要，是我们搞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关键。

正是通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批判，才最终告别了思辨唯心主义绝对理性主义逻辑，从而以立足革命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创立了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正好相反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思想。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突出强调的显性逻辑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而绝不是对黑格尔抽象思辨的主观唯心辩证法的抄袭。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唯有实践才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的基础和可能，脱离实践尤其是脱离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实践来谈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谈论主客对立统一关系，所谈论的一切问题和对象就必然是抽象的虚幻臆想。费尔巴哈哲学仍然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分支”，其骨子里总是有些唯心主义的东西始终与唯物主义的表层话语体系如影相随，他实质上是在宣扬人们的物质观念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观念这种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根本不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尤其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前提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更不知道需从生产方式来把握理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从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来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属性，他实际上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及真正改造客观世界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排除在外了，甚至把亿万人民群众划到他的人的视野之外了。

应当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就是人自由自觉的劳动”、一切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是明显的显性逻辑，但这一现象在1845年之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了根本改观。此时马克思创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是立足于主客辩证统一的革命实践——因而是最具有辩证法的革命性和能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这样，对于一切对象和问题，我们才能在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类实践的各种关系视角和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因此，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也是对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颠覆和否定，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绝不可相提并论、混淆不清。作为体现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显性逻辑只是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思想逻辑主线，而绝不是在此之前的马克思思想逻辑主线，在此之前，它们只是作为与构成其思想资源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矛盾的隐性逻辑隐含在他的思想著述中，并逐步孕育发展成熟的。

1844年之前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确是以伦理人道价值的批判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为显见的主题批判或显性逻辑批判。但到了1845年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人道价值的批判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虽然依然存在，不过这种批判原有的显明地位或主题地位显然已被他的唯物史观的科学实证批判所取代、所遮蔽了，它们已经退居次要的、非显现的、背后隐约可见并内在地包含在唯物史观科学实证的理论批判和革命批判之中了。把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片面地归结为道德哲学或人道主义哲学，尤其是用这种人道主义哲学和道德哲学来反对工人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专政，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把所谓抽象理性、绝对理性神化的绝对理性主义，不是从抽象的道德、人道价值和抽象人性论或什么人的抽象理性、绝对理性出发的人学理论、“类哲学”和“价值哲学”，也不是一味迷信实践从而把实践予以抽象化和神化的“实践哲学”。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宣称为“实践哲学”，近现代以来，各种哲学理论被冠以“实践哲学”、“类哲学”、“生存论或存在论哲学”和“人道主义道德哲学或价值哲学”的更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哲学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有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幽灵化”和“虚无主义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胡塞尔现象学把“自我意识”进行了脱离实践的绝对神化和“自在自为化”，把它设想为与人的社会实践无关但却每每作为“先入之见”的“意向性”而赋予认识现象和对象以“情感的感性意义直观”和“理智的观念之本质意义直观”，这难免有先验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之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更是将这种“自我意识的意向性”肆意神化和滥用。他们把某些哲学家主观意向性的东西说成了现实生活世界的事实和事实关系本身，由此而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了任意的歪曲和人为粉饰，抹杀和否定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必然性联系，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深刻社会根源。“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少人以这些东西来“消解和重构马克思主义”，有意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工人阶级阶级性、人民性以及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现实性指导意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历史决定论，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人道价值的幽灵化包装，反对工人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迷信崇拜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识实践”，撕裂现实生活世界的辨证统一关系予以“碎片化”的处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生活现象的某些片段孤立地予以抽象化、绝对化、神化并上升到作为一切理论出发点的哲学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的不同视角来理解生活世界所形成的有机统一的哲学世界观理论之不同表述割裂对立起来，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割裂和误解，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绝对理性主义也反对非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科学态度的背离，其实是退回到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单纯概念和精神现象的分析论证中去了，是以头脑虚幻的所谓“理念”、“理性”这些纯思想符号的批判取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现实的革命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形态发展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客观普遍的客观真理性，不是历史主体带着某种“先入之见”任意地置身“历史场域”的某一“位相”或立场根据自己需要“交互主体地”随意理解、选择、设计、解构、建构或重构，以图解自己的“在场生活图景”和“历史图景”，以适应“时代和历史的语境”之需要不断地“退场”和“出场”，以至历史地形成前后相互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异质性”的不同“理论范式”。如果这样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基本思想理论都当做“传统的教条”、“异己的存在”逐一排斥，完全否定，把自己的“先入之见”、利益需要和价值需要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那实际上就是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一切的“否定辩证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革命实践辩证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碎片化”、“虚无化”、“幽灵化”并将历史主体自身也同样虚无化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这样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不断“消解”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的。

借口认识主体及认识客体的变动不居性，认识主体“前见”的主观性以及多元认识主体交往实践认识关系的复杂性、主体间性和价值关系多样性、变动性，西方现代诠释学对认识主体、认识客体、主客关系以及认识的“历史语境”、“场域”作出了否定其同质性、客观确定性、历史必然性和连续性的片面理解，认为它们只有不确定性和异质差异性，只有非本质的外在偶然联系，根本谈不上具有总体性和整体确定性。于是后现代学者只讲个性偶然性，只讲差异和“碎片化”，只讲主体理解的主观性和变动性，只讲怀疑和否定一切，只讲不断地消解、解构和重构，以这样的所谓“解释学循环”来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基础主义、逻格斯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这就完全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个性绝对自由和唯意志论，当然也要把马克思主义非现实主义化、非客观真理化而使其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幽灵化”状态。按照这种“幽灵化”的消解性解构和重构，有多少人解读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少种完全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甚至连马克思本人都不会有一定理论特质成熟而确定的理论形态。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就被解释成个人随意解释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乌托邦空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现实社会批判也就自然被解释成纯观念、纯心理的所谓“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也就只需作“文化的、人性化的、富有合作性的改良”也就够了，这样人类历史也就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了。但是，哲学的批判难道仅仅是这般因人而异的思想游戏、语言游戏吗，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理论家们说“消解”就能够“消解”没的吗?恐怕远远不是。

然尔，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灵魂性的东西，它最为根本的思想和基本理论结论，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社会批判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它的发展创新和理论演变绝不是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能够相互通约并且逻辑前后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同一理论范式发展的不同理论阶段，或者说是同一理论范式在其各个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理论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本质灵魂性的东西，仍然一脉相承地坚守着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根本思想方法和基本理论主张。一句话，它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不可通约的那种完全不同的“新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革命”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的传统思想理论而言的，是相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而言的，而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断发生着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和理论质变。库恩的“范式革命”与“不同理论范式不可通约”思想割裂了思想理论的批判继承关系和历史联系、现实联系，把不同理论范式说成不同科学家、思想家群体完全立足于不同立场和视角并采取不同方法而建构的具有完全不同核心理论范畴、相互之间不可通约对话、性质也完全不同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割裂了思想家、科学家及其思想理论的历史联系，否定了他们之间通过对话进行理论竞争的可能，因而恰恰是反历史主义的，也是容易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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