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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理论文范文篇一

公共事业管理的有效边界

摘要:公共事业管理有效边界的实质,是对政府、市场、社会权力选择与实施边界的确定。在三维权力架构下,简单地组合这些权力,不会形成公共事业管理的有效边界。因此,必须在审视权力性质和作用的基础上,分化、调整这些权力并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共事业管理有效边界的生成,并不是独尊或否定哪一种权力,而是这三维权力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有效边界;三维权力;分化

中图分类号:D62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200-02

一、权力制度安排中的有效边界

政府权力是政府凭借其特殊身份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它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对公共事务而言,政府权力无疑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对准公共事务的治理,完全由政府权力主导则会产生诸多弊端。政府权力的运作往往倾向于公众的平均需求和偏好,既无法满足部分公众的特殊需求,也不能对新的需求作出及时反应。政府在提供产品时缺乏成本效益机制,往往因其“内部性”过度追求准公共产品的数量而忽视公众的真实需求,这样不仅造成产品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使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其间接表现为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增加,提高了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

市场权力即企业拥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权力,它具有追逐利益的特性。准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致使企业缺乏提供这种产品的动力和积极性。非排他性会使人们选择这样的消费方式,即等其他人购买后自己无偿消费,若所有人都采用此消费方式,其结果造成无人主动付费购买这种产品;非竞争性使得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增加边际成本为零的产品其价格也应为零。作为理性“经纪人”的企业绝不会生产没有消费者或价格为零的产品。

由此可见,依赖政府或市场权力来治理准公共事务,都无法提升公共事业管理的效能。二维权力的“失灵”,使得人们积极寻求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公共事业组织所拥有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社会公众赋予公共事业组织的一种非强制性的支配力量,它利用信用资源来沟通准公共产品的供需双方,来满足社会部分共同需要。这种权力的权威来自供需双方的信任,它的实施主要靠说服机制。作为社会权力有效载体――公共事业组织的创新和发展,使得社会权力拥有良好的生存和增长的“土壤”,从而突破了公共事业管理中二维权力的安排,呈现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权力结构。

有效边界分析是建立在权力拥有者――组织提供产品和满足需求的作用之上的。根据产权的理论,公共事业管理有效边界的确定是社会选择的结果,其选择标准就是交易成本。究竟是利用政府权力,还是利用市场权力,抑或是社会权力,要看哪种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的运行成本更经济、更有效率。

二、有效边界生成的制约因素

国家民主进程。实践表明,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公共事业组织的发展就越活跃,其所拥有的社会权力就越强。相反,在高度集权的社会里,国家总是通过控制主要的社会资源,建立纵向等级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试图将任何社会的、民间的力量纳入到自身统一的支配之中。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权力:一方面,政府权力不断向社会扩散和渗透,使民间的社会力量被梳理进纵向的行政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国家往往视民间力量为改造的对象和实现自身目标的障碍,导致社会权力处于消极被动、被排挤的地位。

市场发达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影响着政府、市场和社会权力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说,市场健全国家的市场、社会权力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大于市场欠健全国家,市场健全国家的政府权力的作用小于市场欠健全国家。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虽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但由于缺乏历史基础,市场的健全完善程度仍比较低下,传统的计划色彩仍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权力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的作用比那些市场发达的国家大得多,在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往往是唯一、直接的供给者。而在市场发达的国家中,准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由公共事业组织承担,政府只扮演“裁判员”、“掌舵”的角色。

历史资源禀赋。历史形成的资源禀赋集中在政府手里的国家,政府权力的作用自然大于资源分散的国家。例如,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瑞典,依靠市场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通过政府权力,即社会福利制度来解决的,社会权力的作用极小;而在美国则相反,社会权力的作用很大。尽管中国正在完成由依赖政府、市场权力的体制向依赖社会权力的体制转化的任务,但政府权力仍在过渡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在目前公共事业组织尚不成熟、社会权力还比较弱小的状况下,政府权力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仍将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随着以事业单位改革为切入点的现代事业制度的完善,政府权力将日益减弱,社会权力会不断加强。

社会文化背景。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认为社会进步是国家引导的结果,而非个人力量所致;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有独立意识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进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不断进取的合力推动的。前一种文化相信组织的力量,后一种文化相信契约的效力。在有前一种文化背景的国家里,政府权力的作用大于有后一种文化背景的国家,市场权力特别是社会权力的作用则小于有后一种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崇尚集体主义的,是相信国家在社会进步中的引导作用的;同时又相对地缺乏契约传统,人们不甚相信契约的效力。

三、有效边界的生成:权力分化与调整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模式。政府高度集权化,事无巨细均由政府一手操办,从时间的跨度上包括了“摇篮到墓地”的全过程,政府作为社会、个体的保姆或监护人,全面承担起广泛的社会事务。其极端形式就是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社会为政府所吞没。事实经验表明,“政府办社会”模式是低效率的。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治理准公共事务中,首先出现了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分离。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收缩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改变传统的大包大揽的做法,将原来由政府承担准公共事务逐步让渡给营利部门。这一分离阶段,政府权力逐渐下降,市场权力不断提升。

在这一治理变革中,市场化是一种国际性潮流。市场化是通过一系列化公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达到更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市场化价值取向推动了“企业办社会”模式的形成。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准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提高了准公共服务的质量,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从公共性的角度,政府市场化改革存在着经济性损失、公平性损失、腐败、公共责任缺失、社会稳定、引发政府管理危机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克服市场化的弊端,于是出现了第二次权力的分离,即市场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离。按照“企事分开”的原则,由政府交给企业的准公共事务又逐步转移给公共事业组织来承担。

随着“大政府”向服务、有效政府的转变以及民主化的纵深发展,推动了准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进程。社会化意味着政府向社会转移了一部分职能,同时也把与职能相对应的权力转移给公共事业组织。社会化不仅是政府“放权”的过程,更是政府“还权”的过程,权力向社会分散是社会化的实质所在。社会化推动了权力的第三次分离,即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分离,其变化趋势是进一步弱化政府权力的作用,增强社会权力的作用。按照“政事分开”原则,彻底改变公共事业组织作为政府附属物的状态和以政代事的局面,将政府承担的具体技术性、服务性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同时将公共事业组织承担的行政职能回归政府部门。简而言之,就是政府作为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政治决定”者与公共事业组织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承担者分开。

公共事业管理有效边界形成之前,总体来说,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各种组合所产生的效率都是低下的。经过三次权力的分化与调整,逐渐生成了公共事业管理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的形成,既不意味着独尊唯一的社会权力,也不意味着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退却、消失,而是三维权力一种动态的平衡。它们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比重应是:社会权力>市场权力>政府权力。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权力的作用是对公共事业组织进行引导和规则。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规则制度、法律、法规等,运用法制化的手段对公共事业组织的活动进行审时度势的调节,根据其活动是否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进行积极的鼓励、促进或消极的限制、禁止。换言之,政府通过法规政策引导社会权力的正确行使,规制公共事业组织的有效运作。对于市场权力,其作用并不是对社会权力的替代,而是将需求、价格、竞争和激励机制引入公共事业组织中。公共事业组织通过需求机制,进入事业型市场充分调研公众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制定合理战略规划;利用价格机制,制定产品的合理价格;通过竞争机制,逐步打破垄断的局面;利用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提升公共事业管理效能。社会权力在公共事业管理过程中则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公共事业组织采取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方式对准公共事务进行具体的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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