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品评散文的结构美时，就要善于找出组成文章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用立体的视角去透视，发现散文结构的整体美。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名家散文名作，供大家欣赏。

名家散文名作：山中避雨 丰子恺

前天同了两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们仓皇奔走，看见前方有一小庙，庙门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开小茶店而带卖香烟的。我们趋之如归。茶店虽小，茶也要一角钱一壶。但在这时候，即使两角钱一壶，我们也不嫌贵了。

茶越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阻雨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兴，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然而两个女孩子不解这种趣味，她们坐在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闷万状。我无法把我所体验的境界为她们说明，也不愿使她们“大人化”而体验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除雨声外，这是我们当时所闻的唯一的声音。拉的是《梅花三弄》，虽然声音摸得不大正确，拍子还拉得不错。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作广告的。可惜他拉了一会就罢，使我们所闻的只是嘈杂而冗长的雨声。为了安慰两个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气地把胡琴递给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两个女孩很欢喜。“你会拉的?你会拉的?”我就拉给她们看。手法虽生，音阶还摸得准。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请我家邻近的柴主人阿庆教过《梅花三弄》，又请对面弄内一个裁缝司务大汉教过胡琴上的工尺。阿庆的教法很特别，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给你听，却不教你工尺的曲谱。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对他的拉奏望洋兴叹，始终学他不来。后来知道大汉识字，就请教他。他把小工调、正工调的音阶位置写了一张纸给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门。现在所以能够摸出正确的音阶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violin(1)的经验，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汉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piano(2)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Beethoven的sonata(3)。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两部空黄包车拉过，被我们雇定了。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油布遮盖我面前，看不见雨景。我回味刚才的经验，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Piano笨重如棺材，violin要数十百元一具，制造虽精，世间有几人能够享用呢?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violin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虽然音色*不比violin优美，装配得法，其发音也还可听。这种乐器在我国民间很流行，剃头店里有之，裁缝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曾经搪塞他们说：“下星期再来!”其实恐怕我此生不会再到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没有胡琴的因缘，三家村里的青年对于我这路人有何惜别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

名家散文名作：空洞的话 冯志

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说他所应说的，而尽说与他的为人不相称的话。小孩子说大人话，已经引人不愉快了，却还可以原凉，因为小孩子善于模仿，这模仿又多半出于无心。奴才替主子说话，属员替上司说话，虽然有时听着讨厌，也未必不可原谅，因为他们多半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最使人恶心，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心里尽量盘算着怎样募款自肥的牧师用传道者的姿态说古代传道者的话，心里只盘算纵横之术的政客用圣贤的口吻说圣贤的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只有从约翰的口里说出的是真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有从孔子的口里说出的是真的。若是这两句话从那些牧师和政客们的口里说出，纵使一字不改，也不会有一点力量。伟大的话必须和伟大的人格相匹配;一个渺小的人格如果专门说些伟大的话，可笑处无异于鹦鹉学说人语，其罪过则是欺骗，所发生的影响是使被欺骗的人不是化珍珠为鱼目，就是把鱼目当作珍珠。对于这样的人，“言行一致”早已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了。

如果有一个人，他根本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工作成绩，自己所想的也无非是私利和世故，一开口就是大道理，他所“关怀”的小则民族，大则人类，这样的人我是要躲避的。如果有篇文章，好像充满热情和真理，但略加玩味，就看出都是些空洞的言词，没有一字是作者真实的感受，这样的文章我是不要读的。有些法西斯的演说家之所以令人作呕，就因为他们类乎市场上卖野药的叫卖者，专门说夸大的谎话。反过来说，有些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既不回避他们的失败，也不夸大他们的胜利，因之取信于群众，他们的风度的确很朴实可爱。他们一步步实实在在地做，实实在在地说，体现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但是在我们社会里，尤其在报纸上、会场上，我们所闻所见的，夸大而空洞的话太多，实实在在的话太少了。听这些空洞的话比听一个饶舌的老妪在你耳边絮絮不休还讨厌。老妪的饶舌虽然琐碎，究竟总出不了她见闻的范围，而空洞的话则来自空虚，同时又想尽方法遮盖自己的空虚，更进一步欺骗听者。如果是空洞的话说得越多，越容易泄露出自己的空虚与欺骗。

在世界闻名的作家中，歌德要算最重要的一个。他极其丰富的著作里几乎没有一字不是认真想过、亲自感到过的。他自己曾说，他一生中所防御的莫甚于防御空洞的言词了。穷人说出一句空话，他觉得不能忍受：自己说出一句空话，他自信是不可能的。歌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有这真实的态度。若是大而不真实，恐怕会比任何一个讨人嫌厌的生物都丑恶。在中国的诗人里，也只有李白那样气魄宏大的人才写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句子而不显得空疏。可是唐代有个姓李的江湖浪人，到处模拟李白风格写些所谓豪迈的诗句，自以为可以与李白分庭抗礼，自称李赤。柳宗元还给他作过传，苏轼在《东坡志林》里也提到他：“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为厕鬼所惑而死。”那些专门用些空洞的言词说话和作文的人总使我联想到这个狂妄的江湖浪人。我想他们也许逃脱不开李赤的命运吧。

名家散文名作：吃茶 阿英

吃茶是一件“雅事”，但这雅事的持权者，是属于“山人”“名士”者流。所以往古以来，谈论这件事最起劲。而又可考的，多属此辈。若夫乡曲小子，贩夫走卒，即使在疲乏之余，也要跑进小茶馆去喝点茶，那只是休息与解渴，说不上“品”，也说不上“雅”的。至于采茶人，根本上就谈不上有好茶可喝，能以留下一些“茶末”“茶梗”，来供自己和亲邻们享受，已经不是茶区里的“凡人”了。

然而山人名士，不仅要吃好茶还要写吃茶的诗，很精致的刻“吃茶文学”的集子。陆羽《茶经》以店，我们有的是讲吃茶的书。曾经看到一部明刻的《茶集》收了唐以后的吃茶的文与诗，书前还刻了唐伯虎的两页《煮泉图》，以及当时许多文坛名人的题词。吃茶还需要好的泉水，从这《煮泉图》的题名上，也就可以想到。因此，当的讲究吃茶的名士，遥远地雇了专船去惠山运泉，是时见于典籍，虽然丘长孺为这件事，使“品菜”的人曾经狼狈过一回，闹了—点把江水当名泉的笑话。

钟伯敬写过一首《采雨诗》，有小序云：“雨连日夕，忽忽无春，采之瀹(ming)，色*香可夺惠泉。其法用白布，方五六尺，系其四角，而石压其中央，以收四至之水，而置瓮中庭受之。避溜者，恶其不洁也。终夕缌缌焉，虑水之不至，则亦不复知有雨之苦矣。以欣代厌，亦居心转境之一道也。”在无可奈何之中，居然给他想出这样的方法，采雨以代名泉，为吃茶，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概见了;张宗子坐在闵名子家，不吃他的名茶不去，而只耗去一天，又算得什么呢?

还有，所以然爱吃茶，是好有一比的。爱茶的理由，是和“爱佳人”一样。享乐自己，也是装点自己。记得西门庆爱上了桂姐，第—次在她家请客的时候，应伯爵看西门那样的色*情狂，在上茶的时候，曾经用首《朝天子》调儿的《茶调》开他玩笑。那词道：“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揪不采叶儿渣，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她。原来一篓儿千金价。”拿茶比佳人，正说明了他们对于两者认识的一致性*，虽说其间也相当的有不同的地方。

话虽如此，吃茶究竟也有先决的条件，就是生活安定。张大复是—个最会吃茶的人了，在他的全集里笔谈里，若果把讲吃茶的文章独立起来，也可以印成一本书。比他研究吃茶更深刻的，也许是没有吧。可是，当他正在研究吃茶的时候，妻子也竟要来麻烦他，说厨已无米，使他不得不放下吃茶的大事，去找买米煮饭的钱，而发一顿感叹。

从城隍庙冷摊上买回的—册日本的残本《近世从语》，里面写得是更有趣了。说是：“山僧嗜茶，有樵夫过焉，僧辄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师嗜之甚也?’僧曰：‘饮茶有三益，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欲三也’。樵夫曰：‘师所谓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苏以给食，豆粥藜羹，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饥也。明而动，晦而休，晏眠熟寐，彻明不觉。虽南面王之乐莫尚之也。欲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劳苦也。小人有妻，能与小人共贫窭者，以有同寝之乐也，若嗜寡欲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贫也。夫如此，则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辞。”可见，吃茶也并不是人人能享到的“清福”，除掉那些高官大爵，山人名士的一类。

新文人中，谈吃茶，写吃茶文学的，也不乏人。最先有死在“风不知向那一方面吹”的诗人徐志摩等，后有做吃茶文学运动，办吃茶杂志的孙福熙等，不过，徐诗人“吃茶论”已经成了他全集的佚稿，孙画家的杂志，也似乎好久不曾继续了，留下最好的一群，大概是只有“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个系统。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一九二五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一九三四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

八九年前，芥川龙之介游上海，他曾经那样的讽刺着九曲桥上的“茶客”;李鸿章时代，外国人也有“看中国人的‘吃茶’，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度无救”的预言。然而现在，即是就知识阶级言，不仅有“寄沉痛于苦茶者”，也有厌腻了中国茶，而提倡吃外国茶的呢。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叹了：“呜呼!吾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