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全文如下：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文革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文革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 革悲剧密切相关，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文革之后，他们自然对文革深恶痛绝，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