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新的大学学术论文对于字体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么?下面是小编整理了大学学术论文字体要求，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大学学术论文字体要求

字体要求：

(1)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居中。

(2)论文副标题小2号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3)填写姓名、专业、学号等项目时用3号楷体。

4)内容提要3号黑体，居中上下各空一行，内容为小4号楷体。

(5)关键词4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黑体。

(6)目录另起页，3号黑体，内容为小4号仿宋，并列出页码。

(7)正文文字另起页，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正文文字一般用小4 号宋体，每段首起空两个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 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1.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①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9)注释：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0)附录： 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11)参考文献：另起页，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附：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1]马红中、邱小立.空调市场分析报告[J].成功营销，2004:1-2

[2]徐新鼎?市场营销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05-224

[3]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第十版.梅汝和、梅清豪、周安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69

[4]朱玉童.渠道冲突[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 20—21

[5]李先国.分销[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 13

[6]沈立权.百事可乐公司营销渠道冲突管理策略研讨[D].上海：上海海事大学，2005:23-65

[7]Stern, Marketing Channels[J].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 1998:224-225

大学学术论文精选

错位的学术反腐

内容摘要 “汪晖抄袭门”虽然缘起于揭露学术腐败之行,但该事件的总体演变动向却与学术反腐的目标相互错位,相当程度上成为一场由所谓“左右派性之争”推动的学术打假秀。如何跳出意气用事的派性之争,直面“汪晖抄袭门”所关系到的思想学术界的制度性腐败和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是当下中国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汪晖 抄袭门 学术腐败 知识分子 反思

作者 姚新勇,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

“汪晖抄袭门”爆发后,先是引起学术界的轩然大波,继而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至今仍然是余波不断、新潮迭起。这除了汪晖本人特殊的身份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人人心浮躁、无心或无力严谨治学,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已成制度化和体制化,对此虽遭学者们的公开或私下里的指责,但大家却深陷其中,不仅欲罢不能,反而乐此不疲。面对此种情况,国内的众多学人,包括不少著名学者,普遍缺少自我反省的自觉,并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所谓“左右派性之争”,从而导致自身、学界以及中国问题的放逐。所以“汪晖抄袭门”事件的热炒,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的沉疴之病症,但也的确寄托了人们想借此冲击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学术界,从而使其得以净化的用意。然而很可惜,按当下的情形,不管汪晖抄袭事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恐怕最终只会沦落为一场打假秀,根本不可能伤及腐败体系本身,甚至还有可能强化腐败学术体系的合法性,并且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更进一步远离中国现实的真正问题。因为针对汪晖的学术打假,无论就其外表和内在来看,都存在诸多致命的缺陷,或许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错位的学术反腐。

错位的学术打假

关于汪晖究竟是否涉嫌抄袭,已经有不少辨析、争论的文字了,笔者不打算再纠缠于此,而是拟把这一事件置于中国学术机制中来分析,通过对汪晖涉嫌抄袭的定位,来透视中国学术腐败的体制性问题。

“抄袭”这个词并不陌生,但如果真要为其下一个让大家普遍接受的与情与理与法都相符的定义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尽管如此,做学术研究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引用他人著作的内容而有意不加以说明的行为即为抄袭。当然“引用”的程度在具体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是整本书或整篇文章的搬移,有的是多处大段大段抄袭,还有的是在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至少数次引用他人文字而又有意不加以说明或故意模糊作者权限的行为。至于说很少或并不直接引用他人文字,但却明知自己所思、所言借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有意不加以说明的情况当然也应该算是抄袭。

仔细辨析对于汪晖涉嫌抄袭指控的众多文字,综合判断,汪晖很可能涉嫌抄袭。不过,如果我们不只是简单地判定汪晖是否抄袭,而且要通过对“汪晖抄袭门”的追究问诊中国学术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清不同性质的学术抄袭,客观公正地定位汪晖可能的抄袭行为的性质。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先对抄袭行为进行必要的分类,或许大致可以分出三种形式:(1)简单的抄袭、剽窃,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甚至连自己的任何劳动都不用付出;(2)部分抄袭他人的文字或思想,但有自己的思想;(3)存在抄袭他人文字或思想的情况,但其著作或思想,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对于推进社会的前进或问题的解决,具有较大或较重要的意义。这三种情况虽然都存在着抄袭,但对它们的认识和处理应该有所差异。

对于第一种,无任何可原谅性,应该严肃处理,直接褫夺当事人的一切相应学术资格,并从相关教学、科研岗位上开除;对于第二种情况,可以视抄袭部分与自己思考部分的比重,给予相应的处理,给予一定时间内的停职或部分资格的停职;至于第三种情况,只需要求当事人做出公开检讨,并给予一定的级别或工资降级即可,切不可因为其著作中存在着某些抄袭现象,而就将其学术思想一笔抹杀,使其名声扫地。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断,三种抄袭的比例应该是第三种很少,第二种较易出现,第一种也应该较少。但是高校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不仅第二种抄袭已比较普遍,第一种抄袭也并不希罕,并且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人向第一种抄袭加速坠落的趋势,而且似乎越是领导、学术权威,越容易被这种坠落之势所裹挟。近几年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层出不穷。这并不是说学界的领导、权威们比一般教师、研究人员道德水准更差,而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官本位体制使然。

中国学术高度体制化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学术的官本位化严格来说是1990年代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中国高校流行学而优则仕,高校或科研单位内部的领导或学术权威这两类人现在一般都合二为一了,只是各级学术权威并无任何行政权力者少之有少,可说是几难寻觅。担任科研教学系统的行政职务者,同其他系统的同类一样,平常的行政性事务及相关应酬很多,很难有较为充裕的时间读书和科研;但是这些人却又掌握了各级课题、项目、评奖的话语权,客观上具有为自己谋取课题、项目、评奖的便利,而且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往往获取了很多的项目资助或学术名誉。在得到项目资助后,其中的一些人往往又被诸事缠身,分身无术,但又需按时结项,于是只好将项目任务,全部或相当部分分摊给他们的学生或其他研究者去做,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合作者”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抄袭,但对于主持者来说,恐怕都难逃抄袭、剽窃之嫌,而且还有利用职务非法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腐败之嫌。当然,绝不是说所有的领导、学术权威都是如此,也有人在繁忙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之余,努力读书、研究、授课、做课题,即便是与他人合作研究,也会努力起到学术带头人或项目主持者的责任。不过这样的人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这种得不到时间与精力投入保障的研究,学术质量是否能够保证,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在这样的学术体系下,不仅越来越多的领导或权威,堕落为恃权的抄袭者、剽窃者、学术垃圾制造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主动或被动地从事或协助他人进行学术腐败。也就是说,行政权力不仅用强力对学术研究实施监控,更以官位、职称、课题、评奖、名师荣誉、学位点等等来实施引诱、捕获,让我们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自动入套。

在这种软硬兼施的控制下,学术良心的坚持、思想独立的追求,不仅相当困难,甚至都好像是不识实务,自讨苦吃。因此毫不奇怪,具有相对独立、自主、公正的学术共同体就不可能形成;而自主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又使得我们不得不以外在性的“量化体系”来评判个体或群体的学术水准并规约其学术行为,从而使得广大高校教师或学者,成为忙于挣工分的“社员”。但极具讽刺性的是,在这样的学术空间中,恰恰是那些被人们广泛诟病的量化评价指标,不仅看上去而且实际上也最具“权威性”和“公正性”,给了那些还想努力认真做学问的人,保留了某些生存的制度缝隙,使他们不至于完全陷入对权力的依附。

总之,教育科研机构、学术界、学者个人,三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腐败依赖共同体”的关系。因此毫不奇怪,在这种“腐败依赖共同体”内存活、并获得了一定学术身份和名誉的人,恐怕没有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与学术腐败毫无瓜葛。笔者知道这样说,肯定会得罪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领导、权威或朋友,但这正是中国学术界令人悲哀的现状,而且笔者自己也是其中未必毫无干系的一分子。

汪晖当然是学术权威,而且不是一般的学术权威,他是不是官学一体者,我不清楚,但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及社会反响来看,可以肯定汪晖应该与许多大腕们不同,他很可能只涉嫌前述第三种抄袭。而现在几乎所有指控汪晖抄袭的人,都没有区分上述三种不同的抄袭,而是笼统地谈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并且各方还都将事态最终结果的定夺,寄托于反腐运作的权力核心,这样不仅有借抄袭问题将汪晖学术思想的意义一笔抹杀的危险,同时也回避、遮盖了中国学术腐败体系化、结构性的本质。

汪晖学术的意义

汪晖的学术思想所及非常广泛,难以概括,但其核心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现代性悖论这一总视角。其理论来源虽然源自境外,但却是由汪晖首先引进中国,为理解当下中国的转型以及更为广阔的现代中国转型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理论范式。其核心即为,超越简单的中国/西方、本土/全球、传统/现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激进/保守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现代性悖论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辨证、有机地把握。这一理论范式在汪晖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朦胧触及,1994年已然成型,而到1997年,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重新在大陆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一致地认为,它对中国当下问题所作的“反思是全面的和发人深省的”[1]。虽然这一文章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但是这也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汪晖的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的理论视角为转型中国问题的理解,开启了全新的格局,使得原有的诸多问题,具有了极为不同的意义,并影响至今。

从这个角度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可以说是他关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问题总思考的全方案的具体再现,展示了中国问题全球现代性悖论范式的意义。这一范式所具有的普遍性指导意义,又在近两年来汪晖有关西藏问题、琉球问题的思考中得以更充分地显示。

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惨痛地切开了中国族群关系的伤口,让长期存在但又被人为遮蔽的中国族群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汪晖并不是“民族问题”专家,但是他的相关思考却一下子就将具体的族群冲突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这一关键点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历史―现实等多方位的复杂关系勾连到了一起,开启了既富问题针对性、又富话语生产性的中国族群问题的言说方式。具体到汪晖对《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现代性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视角与西藏个案的结合,既让我们看到了西藏问题逐渐激化的本土现代性的文化悖论关系,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西藏的“香格里拉化”中所包含的“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对中国西藏问题的重要影响。

对于许多人来说,有可能同意汪晖对“香格里拉迷思”的批判,但却可能对他由此而来的对于网络爱国主义的肯定、对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强调有所怀疑。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有关爱国主义、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说,往往会被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人们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中国的确不仅一直在充当着“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材料,而且也的确一直经受着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威胁,一直面临着被肢解的命运。因此,爱国主义、中国尊严、中国国家利益等说法,就不仅仅只是体制意识形态的说辞,更非所谓“义和拳”式的愚昧群氓愤青的过剩力比多的宣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我们不去看历史,不去管中国是否会分崩离析,也仍然无法否认汪晖思考的意义。因为只要真正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真正从普通人――那些很可能遭受国家解体、种族仇杀之害的平民百姓的角度感受、思考,真正正视世界“民主化兼民族主义化”所内含的灾难性可能,真正了解那些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境内外族裔民族主义人士的偏激心态和网络汉民族主义的极端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民族问题认识的偏差,可能就不再会那样轻易相信,只要实现了民主化,只要让少数族裔人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或自治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就可以自然解决了。

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解读,也表现出了相近(相关)的视角,并呈现给人们同样的启发性。从历史看,原来日本、琉球、中国等同属于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其中作为天朝的中国是此体系的核心,日本、琉球大致可归为边缘的番邦,不过介于日本与天朝中国之间的琉球国是比日本更为弱小的番属,其安全由于归属于中国而得以保证的。但是近代帝国主义向亚洲的扩张,冲击、肢解了传统的中华朝贡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率先摆脱朝贡体系的附属性和被西方殖民的威胁,成为了亚洲最早的独立民族国家,并加入列强的行列,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等。因此,日本、琉球、中国近代关系的变迁史,既是西方帝国主义亚洲扩张史,也是旧有中华朝贡体系解体、新型亚洲各民族国家关系结构形成史。以这样的视野来看,现代中国国家的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传统帝国的怪异残留,而是具有独特历史的合法的民族国家模式。很显然,汪晖对于琉球问题的思考,或日本、琉球、中国关系变迁史的思考,是与其对西藏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东亚到南亚、西北亚、中亚这一广阔区域的现代变迁,构成了传统中华帝国现代转型的空间的历史。可以说,今天无论是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还是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西关系问题,都属于全球―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延续、变种①。

也许那些对汪晖或所谓“新左派”抱有看法的朋友读到我这样的评述,一定会不以为然的,甚至会认为我被汪晖表面的博学迷惑、吓住了。汪晖的言论当然不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其著作还存在多少未被揭发出来的可能抄袭之处,我们都无法否认他的思考、他借助《读书》杂志等其他条件所主持的思想学术讨论,相当程度上主导了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这种主要并非源于体制性权力的能量,而是来自于汪晖对转型中国问题的敏锐、洞察。更重要的是,汪晖的系列思考,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追求,即为转型中国寻找超越专制社会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路向的选择,当然不是汪晖的发明,广义的西方左派思想都是构成其相关思考的理论资源。汪晖的贡献在于,将所有这些外来的理论资源通过对转型中国的现代性悖论这个总问题的把握与中国的历史―现实问题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突破了各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为中国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开启了多样性的角度、视野、路径,甚至基本范式。

“左右之争”与中国问题的放逐

上文笔者大致分析了汪晖对于中国当代思想的贡献,但是很可惜,汪晖所提供的范式性的革命,这一为中国寻找第三条发展路向选择的努力,却很快被归为“新左派”,中国思想界形成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不乏意气用事的争论。尽管早在十年前笔者就为此提出警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左右二分的划分不仅仍然阴魂不散,而且似乎显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集中。这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有关(本文暂且不论),另一方面也与知识界本身的偏见、怯懦、缺乏自省有直接的关系。先让我们来看看所谓“右派”的问题。

十几年前汪晖就指出,由“新启蒙主义”演化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看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转型中国问题与世界范围的全球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关系,简单地以中/西、传统/现代、专制/自由、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结果导致他们看不到他们所主张的市场经济的理想与体制的内在一致性,将中国当下诸多问题的总根源简单地理解为体制专制,从而将(纯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宪政体制看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看不到或忽略正日益快速溶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国,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严重剥削的现实,看不到中国正面临被肢解、碎片化的巨大危险[2]。虽然这样的概括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但却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某些新自由主义者的症结。

最能集中表现“左”“右”极端之分的,可能还是对于当下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起借助于网络诞生,并逐渐推进为重要的社会思潮。像1998年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奥运前后西藏网络保卫战等都是网络青年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集体性行动,而前不久网络上上演的对韩国的“6・9圣战”,虽然背后具有商业推手的操作,但却也再一次显示了民族主义拥护者之众。

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者们给予了严肃的批判,将其视为义和团式的盲目、愚昧的爱国主义,简单、粗暴的民粹主义。他们不仅对愤青们的民族主义本身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似乎连带着中国一起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使得他们不仅在涉及中西纷争中,几无例外地直接或隐含地站在西方一边,而且在涉及中国民族冲突的矛盾中,似乎也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反对或批评中国或汉族的声音。

自由主义的日渐“右倾”的极端化倾向,不仅让他们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的偏见,也使得他们在努力批判性地发现中国问题的同时,丧失了批判的有效性,并越来越失去了中国青年的拥护。但是反过来,这并不能说明汪晖思想批判性的加强。当年汪晖将新自由主义称之为保守主义,但时过境迁,汪晖及被划分为新左的人士们,却似乎越来越更像是体制的保守者。这恰恰说明汪晖试图激活传统共产主义体制的人民民主性和资本批判性努力的失败。

汪晖说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到了市场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体制的陷阱而不自知,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面对、所批判的体制,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反现代性的社会主义体制,而是一个利用国家强力推进市场资本主义、推进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体制。[3]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立场症候的这种洞见,恰恰也隐藏了自身立场局限的可能。也即当年他还是更多地站在寻找中国转型第三种路径的立场,来区分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与当下市场推进者的马克思主义,还谈不上对反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肯定,更多地还像是借这种区分来说明中国第三种道路选择的必要性[4]。但是一方面由于作为纯粹的理论思考,汪晖及其同道,实际上无法将自己的“双重批判”(对国内专制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的思考,与具体的社会反抗性实践相联系,加之西方对迅速经济崛起的中国围剿的加剧,使得他们也越来越将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寄托于对于国家体制的内部的转型上,随之对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专制性的批判也越来越弱,对其反现代性和民主性的肯定也愈益增强。这样一来,汪晖等也就变得更像是怪异的“保守左派”。类似的问题,同样体现在汪晖近期关于西藏和琉球问题的思考中。

两年前针对汪晖关于西藏问题的思考,笔者就指出,他重新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史贯穿为爱国主义主导的历史,并视之为激发民主和开放的潜力、现代平等政治的基础,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启蒙立场的倒退”,而这种倒退的重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民族问题领域,则在于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内在冲突性的回避。同样的问题仍然出现在他关于琉球问题的思考中。根据相关介绍可以看出,琉球问题对于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启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醒我们将中国的现代转型,放置到全球、东亚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历史的框架中加以把握,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古代中华朝贡体系、西方列强、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之复杂关系的历史空间坐标。二是以“冲绳反抗”为核心的琉球问题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启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样的启示都应该不仅包括中国与全球、与西方、与周边国家的现代转型关系,还应该包括中国内部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间的相互的现代转型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以及后起的日本等列强势力冲击下,传统中华朝贡制的中国不得不向现代转型,中国因之成为近500年以来的全球殖民现代性的一站。但是转型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同质的板块与先后而来的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关系,与此同时,在它自身内部也发生着不平衡的、波状推进的、由“中心”向“边缘”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免的冲突与暴力,同样存在着“先行现代核心地区”对“后行现代边缘地区”传统结构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各种“民族问题”恰恰正是这一至今还未完成“中国现代转型”的症候。因此,当我们引进全球视野、东亚视野或琉球视野时,就不能仅止于外部性的全球关系,而忽略内部性的现代性关系,忽略中国内部的跨地区现代转型问题;因此,当我们在谈及西方、日本对于中国、琉球的暴力性冲击时,就不应回避内部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汪晖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将原来主要为外部性的思考,拓展到了中国国家内部中,提出了作为“跨体系社会”结构的中国这一命题,也点到了从另外的角度看,实质上所谓中华朝贡体系的“跨体系的社会”“无论是礼仪性的体制,还是强制性的机器,它们总是与统治的问题相关”[5],但是他似乎仍然在回避着更为严峻的内部问题,缺乏自觉的“国家反省”,也即他仍然回避着传统中华朝贡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内部所存在的国家及其他形式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他琉球抗议运动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引入,也只能是还未触及中国现实,就草草收场。总之,汪晖对琉球视野的引进,既引导而又遮蔽了琉球问题对于中国当下族群问题的重要启示性。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而汪晖恰恰没有克服怯懦与犹豫,屡屡在紧要关头止步不前: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是如此;面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如此。难道两者不存在隐秘的内在关联吗?

这在汪晖是如此。对于中国其他知识分子而言,类似的拷问难道不是同样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吗?当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责备、批评、抨击他者时,当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立场出发去伸张自己的观念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褊狭性、简单性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回避着历史对我们严峻的挑战吗?难道不是在掩盖着道德、良心等内在律令拷问的尴尬吗?如果我们不能尽量勇敢地直面这一切,那么我们就无法解脱虚伪的处境,更不可能跳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式的相互缠斗,携手来为中国的明天开辟希望之路。

注 释:

① 此段的叙述,既参考了汪晖的《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同时也是平时相关阅读所得到的知识积累。由于所涉及的文献较多,有些的具体出处也记不大清楚了,所以此处就不再给出具体参考文献。有意者或许可以去参考近些年来有关“东亚研究”的文献,比如说汪晖、孙歌等的文章或著作。当然他们的研究,大量参考了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汪丁丁.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3]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李世涛.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4]周与沉. 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