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三十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了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后三十年改革，则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改革的精神开展制度反腐，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所谓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就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即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抑制腐败的制度根源。

制度反腐已成为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党和国家对反腐败最为重视，对腐败行为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小到普通党员干部，大到政治局委员，对腐败分子从不手软。必须承认，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上，我们党态度最为坚决，出拳最为果断。但同时，腐败仍呈滋生蔓延易发多发态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可见，反腐败的过程，既是查办案件的过程，更是制度建设的过程。制度反腐，应该成为新时期反腐的重点，以改革的精神继续推进制度反腐，才能打赢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缺乏监督，权力封闭运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制度设计上看，权力过于集中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位落马交通厅长所言：“工程建设从立项到投资、建设、管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制度想不发生腐败行为都难。”权力制约、制衡得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也能清廉;权力失衡、失控，经济发展速度不快，甚至倒退，政治也会腐败。

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没有及时有效的监督，难以避免腐败的发生。当前腐败易发多发，实质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由于权力结构改革特别是对权力的制约乃至制衡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一些权力的主体还难以成为监督的对象，成为监督的空白、死角和禁区。事实证明：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必须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必须限制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反腐是人类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路径。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

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把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作用于反腐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力制衡的表现。

改革权力结构。我们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集为一体的权力结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改革权力结构”。改革权力结构，一是党内分权。让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有存在空间，形成党内制衡，有效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逐步实现还权于党员，党员才能真正成为党的主体。二是党政分开。要改变过去对政府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事务领导，逐步实现还权于政府。要真正成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领导，逐步实现还权于人民。这样就能有效解决党不管党的问题。

改革选人用人体制。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系列条例、规定、意见，逐步走上了干部工作程序化、规范化的道路。但是，现行干部选拔工作的思维方法、制度设计和行为模式还存在一些不科学因素，还有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干扰。所以，在改革选人用人体制上，要树立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坚持五湖四海，拓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广开举贤荐能之路，拓宽党政干部选拔来源，让更多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

健全舆论监督机制。温家宝同志指出，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他进一步指出，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公报强调，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在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网络这个最大的平台，使人人起来监督党委政府成为可能，而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在如此公开便捷且影响力如此之大的网络平台前，就不会也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