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和国际经济失衡现状的研究,认识到在经济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实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篇一

国际经济热点问题初探

2012年1月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继续回暖，劳动力与房地产市场虽有所复苏，但前景仍不明朗，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不平坦。欧洲经济前景堪忧，衰退风险逐渐加大。受季节性因素推动，国内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非制造业经济重拾升势。

美国经济前景仍不确定

美国制造业继续回暖。美国供应管理学会公布，2011年12月制造业PMI从11月份的52.7%上升至53.9%;12月份非制造业PMI从11月份的52%上升到52.6%。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月工厂订单环比增长1.8%，创4个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幅;美国11月耐用品订单修正值环比增长3.7%。美国非制造业活动继续扩张。

美国房地产市场现改善迹象，但行业复苏仍将缓慢。从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2011年11月营建支出环比增长1.2%，其中，住宅支出环比增长1.8%，非住宅支出环比增长0.9%。虽然11月份营建支出增幅高于预期，但是10月份的营建支出数据环比增长率减少0.2%。

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就业复苏强劲。美国民间就业服务机构(ADP Employer Services)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2月就业人数增加32.5万人，就业人数创2001年该数据发布以来的最大增幅。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11年12月份就业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强劲，12月份失业率由11月的8.7%下降为8.5%，失业率创2009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时12月份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20万人，季调后私营部门就业人口增加21.2万人。

虽然最近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就业复苏强劲，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就业市场仍难言乐观。首先，季节性因素可能导致2011年12月份就业增长超预期增长。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12月份就业增长主要来自于运输和仓储业、零售业、制造业等。其中，运输和仓储业就业增长5万人，这主要来自于投递与快递行业(就业增长4.2万人)，而该行业在12月份的季节性雇佣尤为突出，该行业就业能否持续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另外2011年12月北美反常温和天气也可能推动部分行业的就业增长。其次，劳动力总量下降导致失业率下降。12月份美国劳动人口为1.54亿人，比11月减少5万人。再次，大量长期失业人口可能导致未来再就业困难。12月份就业数据表明，长期失业人口(失业时间达到或超过27周以上)达560万人，占失业人口的比重为42.5%。长期的失业可能导致劳动技能丧失，使得未来再就业面临较大困难，部分人可能因此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欧洲经济衰退风险逐渐加大

欧元区制造业连续下滑。市场调查公司(Markit Economics)数据显示，2011年12月份欧元区制造业PMI终值为46.9%，连续五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意大利12月份制造业PMI为50.3%;法国12月份制造业PMI终值为48.9%;德国12月份制造业PMI终值为48.4%。德国经济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制造业订单环比大幅下降4.8%，其中国内订单下降1.1%，国外订单下降7.8%。欧元区服务业仍不乐观，欧元区2011年12月份服务业PMI终值从11月的47.5%升至48.8%，但该指数仍然连续四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分国别来看，德国12月服务业PMI终值为52.4%，为7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12月服务业PMI终值升至50.3%，为最近三个月的高位;意大利12月服务业PMI为44.5%。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12月制造业PMI从11月的47.7%上升至49.6%;服务业PMI从11月的52.1%升至54%，创五个月高位。

欧元区劳动力市场仍然低迷。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1年11月份失业人数约为1637.2万人，为1995年1月欧元区失业数据编制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区11月失业率10.3%，与10月份并列1998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就业疲软。意大利统计局公布，2011年11月季调后失业率从10月的8.5%升至8.6%，创2010年5月以来最高;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30.1%，创2004年以来最高。德国就业市场强健。德国联邦劳工局数据显示，德国12月季调后失业率降至6.8%，失业率创纪录低位，且2011年平均失业率创1991年以来最低水平。

欧元区消费不振。欧盟统计局公布，欧元区11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8%，降幅超出市场预期，创2011年5月以来最大环比降幅。从同比来看，欧元区11月零售销售下降2.5%，创2009年9月以来最大降幅。从国家来看，德国、法国、波兰和西班牙11月份零售销售均出现下降。此外，欧盟27国11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

欧元区物价增速放缓，为进一步降息创造空间。欧盟统计局公布，欧元区2011年12月CPI为2.8%，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PPI数据显示，欧元区2011年11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增幅再度回落。欧元区11月PPI环比上升0.2%，同比上升5.3%;剔除能源后，欧元区11月PPI环比下降0.1%，同比上升3%。通胀压力的回落，或为欧洲央行出台进一步刺激措施提供空间。我们认为，如果欧洲经济继续恶化，未来欧洲央行可能进一步降低基准利率。

中国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2011年12月份制造业PMI为50.3%，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进口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生产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2.5个百分点。同时，产成品库存指数为50.6%，比上月明显回落2.5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产品库存积压有所缓解，总需求有所恢复。虽然制造业PMI环比上升，但这部分受春节即将来临、节日效应提前释放所带动。此外，12月汇丰制造业PMI终值回落至48.7%，仍位于荣枯分水岭50%的下方，说明中小型企业生产继续放缓。因此，当前经济趋稳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展望2012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形势极其严峻复杂。对于2012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以下五个重点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进一步恶化。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蔓延。目前，欧洲主权债务虽然得到了逐步控制，但危机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从短期看，2012年4月“欧猪五国”将迎来再融资高峰，金融市场将面临新的考验;从中期看，各国需要通过财政紧缩和结构调整来重建竞争力;从长期看，则需要通过建立财政联盟来解决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之间的矛盾。欧债危机的进展将直接左右2012年世界经济表现：如果市场认同欧洲的救助措施，则危机能得到缓解，欧洲和世界经济会筑底反弹;反之，如果危机进一步恶化，则欧洲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从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美联储会不会推出QE3。2011年7月份，伯南克在国会证词中提出，如果经济持续疲软，以及再度出现通缩风险，美联储将在必要时采取额外的货币刺激措施。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美国经济现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不乐观。我们认为，如果以下条件成立，那么美联储很有可能在2012年“扭转操作”到期之后推出QE3。一是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并拖累美国经济增长;二是美国通胀回落预期明显;三是美国就业仍没有明显改善。

国内房地产调控会不会放松。2010年政府推出房地产新政以来，虽然国内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但部分城市房价依然较高。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表明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我们认为，除非固定资产投资和外需出现超预期下滑，导致GDP增速大幅下降，否则中央政府不会轻言放松房地产调控。

稳健货币政策如何实施。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2012年货币政策将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基础上比2011年略松，但幅度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回落、外部需求不振，货币政策继续紧缩的经济基础减弱;另一方面，2012年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房地产调控处于关键期，政策大幅放松将导致前期调控成果功亏一篑。因此，2012年货币政策会适度放松，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很小。在具体操作上，将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但也不排除价格型工具。同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将回归常态。

“调结构”如何推进。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2012年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一定的挑战。我们认为，应该坚决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不断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要想兼顾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三个目标，还应该从深化改革上着手。一是要素市场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普通商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价格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如果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要素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就能够进一步释放要素市场活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改革。最关键的是落实民间投资相关政策，切实打破部分行业的垄断，卸掉玻璃门和弹簧门，改善和优化民间投资环境，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国际经济与政治论文篇二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沿革与新进展

引言

Fisher(1987)认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宗旨在于国家间通过对各自政策制定及其效果的协调而达成双赢，其协调途径主要通过外交谈判、双边或多边峰会以及国际组织等。伴随着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美国与美元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作为全球经济协调机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也在实践应用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并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在阐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最新进展之前，有必要先对其理论沿革进行分析。

理论沿革

(一)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必要性的争论

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学术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Vauble(1983)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似乎是不被需要的，因为它限制了国家间的自由竞争，并且由于政府间的政策共谋反而会增加通胀的风险，货币发行当局发布通胀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FeldatEin(1988)也曾指出：“我相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诸多益处都是错误的和具有风险的，而且过多关注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会削弱对本国政策进行调整的关注度。”

对于上述质疑，Kenen(1990)在随后几年的研究中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他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自行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在各国的经济体总量都相对较小的时候才是最优的，一旦小国变成经济大国，国家间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就会上升为政策的相互依赖，到那时，一国的经济政策将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除此以外，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更多的学者是从政策制定具有“溢出效应”这一视角出发去驳斥国家间无需进行政策协调这一观点的。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存在，一国的政策行为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来自财政、货币、税收、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必须的(喻国平，2009)。在前述学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Etro(2001)对溢出效应政策及其影响作出了更为精确的解读。

他认为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包括负溢出效应政策(beggar-thy-nEIghbor policy)和正溢出效应政策(prosper-thy-neighbor policy)两种形式。若一国制定的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则称之为正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反之则为负溢出效应经济政策。并且他还指出，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溢出效应存在，那么在不考虑他国经济政策影响的前提下，一国单独制定的经济政策都将是低效的。

(二)博弈论成为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

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深化，传统一般理论分析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因此博弈论被引入了经济政策协调的分析中。王悦(2007)对博弈论在西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中的应用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把博弈论引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分析中的是Tibor Scitovsky和Harry Gordon Johnson，他们于1942和1953年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冲突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在理查德·库珀与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分别于1968年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经济协调进行了策略性的分析之后，Canzoneri和Gray(1985)等人也对此进行过研究。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合作的结果优于非合作的结果，政策协调对双方经济都是有益的。”

但正如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否必要这一问题存在争论一样，基于博弈论方法是否能够得出参与博弈一定比单独行动更容易降低各自福利损失同样存在质疑。Rogoff(1985)根据所建立的福利损失函数模型得出结论：“两国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博弈可能会造成央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不信任，从而并不能自动增加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跨期”研究在经济学界的日益兴起，基于博弈理论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已经从静态博弈转向了动态博弈。由于预期的存在，政府会单方面调整其政策，从而使得政府在第t期时经过协调而达成的政策在t+1期可能已非最优政策，国际政策协调效力大减(McKibbin，1997)。

(三)欧洲货币与经济一体化丰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内涵与实践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成熟的地区，欧洲货币与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特别是欧元区的建立极大地丰富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实践及内涵。欧元的推出以及欧元区的建立使得欧洲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突破了单一财政政策协调框架的束缚，转而思考如何说服成员国在货币、税收以及结构性政策工具等更广泛的领域达成政策共识。Jacquet和Pisani-Ferry(2000)就此提出了政策“协调文化(Culture of Co-ordination)”这一概念，试图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最大限度地削减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协调的障碍。不过，实践表明，虽然欧盟成员国在经济政策协调领域已作出了巨大努力，达成了若干共识，但始终没有成功打造出一套真正的政策“协调文化”，结果导致成员国没有足够的动力基于共同利益去交换信息、进行谈判并制定其国内经济政策。对此，他们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发展超出一般程序与标准的经济政策协调哲学;各国政府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应更加透明、更具可预见性;实施统一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进展

(一)从G7到G20—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体系格局发生变化

在应对这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所构成的国际协调框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包括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的二十国集团(G20)，则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ayne(2008)指出，G20集团的作用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它的人口占世界的65%以及GDP总量占世界的87%，更是因为它是对传统国际事务决策体系的一种扩展。在2008年11月中旬的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上，G20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间更紧密的政策协调是十分必要的。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宣言》(“DECLARATION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不仅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而且还提出了未来改革全球金融系统的诸多可行方案。虽然此次峰会所达成的宣言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格局正酝酿着根本性的改变。

(二)中美政策协调对危机后国际事务走向仍起“风向标”作用

在承认多边协调机制效力的同时，不能否认大国间的双边政策协调仍将对当前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施加最为直接的影响。其中，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在后危机时代将对国际事务的走向仍起到“风向标”的作用。G2概念的提出似乎印证了这种观点，尽管过早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是不公平的，但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的确决定了两国经济政策协调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的焦点。

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美国开动印钞机大肆向其国内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中注入流动性，贸易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以及对我国汇率问题的持续关注等若干问题使得中美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加强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显得更为迫切。Dumbaugh(2009)指出，中美目前的双边经贸关系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债券持有国;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高度依赖美国的投资和进口。国内学者唐小松将中美经济关系上升为“战略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国的战略布局及实施需要互相配合、相互借重。

(三)现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构亟待改革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黄梅波、陈燕鸿，2009)。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IMF在建立之初就将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定义为“通过稳定的汇率与保护自由贸易促成全球的共同繁荣”。其主要职责在于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统计资料制定经济报告为各国提供政策制定的建议和提供借款。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向IMF借款的动机日益衰落，在这些国家眼中IMF所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政策建议更像是一种“喋喋不休”，不再具有威慑力。“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被其他国家全盘采纳了。从此，IMF的主要工作对象就从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其主要职责也变成了通过向这些国家提供借款以缓和他们的债务危机，进而抚平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自满和由西方发达国家构建起来的全球金融系统已经被证明是盲目的和不完善的。近些年来，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一旦一国产生金融危机，其他各国将无法独善其身。此次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全球从而发展成为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铁证。可见IMF的监管不能过分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从而忽视对现有西方金融体系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管。

IMF管理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3月发布的《IMF改革最终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有持续低迷预期、金融脆弱性和社会不稳定性不断增强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效率低下。因此，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强劲有力的多边协调机构去紧密联系各个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机构去监控风险、管理危机、协调政策、制定金融体系运行规则与标准。

最终报告进一步指出，IMF正是这样一个协调机构，但其改革也势在必行。最终报告建议的具体改革措施主要包括：设立部长委员会论坛去协调各国政策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将监管范围从汇率监管扩大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溢出效应;彻底改革现有治理结构，而非仅仅给现有管理部门重新“贴上标签”;将重要决策的投票权由原来的85%投票权通过降低为70%-75%的投票权通过，旨在推进决策民主化进程等等。

(四)欧债危机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向纵深发展

欧债危机使正在从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中寻求崛起的世界经济更加步履维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反而使危机传染至更多国家。究其原因，欧元区内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间缺乏经济与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欧元及欧元区诞生之初，人们对其经济一体化的前途更多是持乐观态度而非担忧。正如笔者在上述分析中阐述的那样，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确实给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不断丰富创造了现实基础，但其区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协调文化”。

协调文化发挥作用需要制度的保障。欧元区自诞生以来，从未设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情景假设，因而既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欧元区经济政府，也没有设立发行欧元区债券为政府融资的机制，显然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情况考虑不足。欧央行面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的各成员国，很难制定统一协调的政策以满足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需要。文学和郝君富(2012)认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运作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中央银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影响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伴随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与全球性蔓延，国际社会包括二十国集团成员要在欧洲自己加大努力，增强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防火墙力度的基础上，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能力，构筑一道世界的防火墙。各国应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减少国际资本套利流动，防范全球性通胀风险，为遏制危机蔓延，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结论

本文梳理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发展的主要历史背景、理论沿革与最新发展。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但正如对要自由市场还是要政府管制的讨论一样，历史经验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呼唤国际间政策协调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层面，博弈论的成功引入无疑起到了助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其协调格局与层次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经济政策协调的格局从传统的G7迈向了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G20协调格局;中美两国间的“大国协调”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IMF等国际协调机构的现有运行机制与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亟待改革;欧债危机不仅促进欧元区，更使得整个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Fisher,S.1987.“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2244:2-3.

2.Vaubel,Roland.(1983)“Coordination or Competition Among 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ies?”In Reflections on a Troubled World Economy,edited by Fritz Machlup,Gerhard Fels,Herbert Geirsch,and Hubertus Muller-Groeling.New York:St.Martins Press:3-28.

3. Frenkel,Jacob A.,Coldstain,M and Masson,P.1988.“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Scope,Methods,and Effects.”NBER Working Paper No.2670:3.

4. Kenen,Peter.B.1990.“The Coord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NBER Chapters,in: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65-67.

5.喻国平.东亚区域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博弈的理论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

6.Etro,F.2001.“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Unions.”www.intertic.org/Unions%20Papers/QIEF.pdf:3.

7.王悦.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及其对平抑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J].生产力研究，2007(16)

8. Rogoff,K.1985.“C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peration be counterproducti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8:199-200.

9.McKibbin,W J.1997.Empirical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Chapter 6 of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7.

10.Jacquet,P and Pisani-Ferry.1999.“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 the euro-zone—What has been achieved? What should be done?”.www.cer.org.uk/pdf/e211_economic_coordination.pdf:6-7.

11.Payne,A.2008.“International Affairs.”84(3):529.

12.“Declaration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www.g20.org/Documents/g20_summit_declaration.pdf:1-2.

13.Dumbaugh,K.2009.“China-U.S. Relations: 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0457:summary.

14.唐小松.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下的战略互需及选择[J].现代国际关系，2007(2)

15.黄梅波，陈燕鸿.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J].世界经济与 政治论坛，2009(2)

16.Minton-Beddoes,Z.1995.“Why the IMF Needs Reform.”For Eign Affairs.Volume74,No.3:124-127.

17.Committee on IMF Governance Reform,2009：Committee on IMF Governance Reform Final Report: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