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想主义尊严体现着现代文学的精神价值,是现代文学发展和繁荣的根基,同时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一种先进文化发展的趋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现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一：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呈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族救亡的文学主题，它在作品形态、美学风貌和文本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代文学经典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影视媒介形态走进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这种影视读图的方式在拉近了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的同时，也使现在文学在新媒体语境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一电子媒介时代与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形式转换

在传播学视域下，文学经典的传播、阐释和流变深受媒介形式变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起初以报刊为主传播媒介，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媒介符号与话语模式的变革也构建了不同文学经典的呈现形态，自此现代文学经典逐渐以影视这种全新的电子媒介形态进入公众的视野。下面，我们将从现代文学经典的人物、叙事以及主题意义等角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中的转换。

(一)镜像语言的转换与现代文学经典人物的形象解读

影视是一种直观性的媒介表现形式，它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达中渗入了不同元素，重塑了现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

1经典人物性格丰富立体的跨世纪传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多部作品堪称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寓意深刻，通常采用复调的叙事模式，作品中对人物性格、形象、心理等方面的刻画复杂多变，因此，对鲁迅文学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难度较大，对导演和演员都极具挑战性。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桑弧拍摄了电影《祝福》，该片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了镜像语言，并对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加多维立体的再塑造，淋漓尽致地还原了鲁迅原著冷峻、凝重的风格特征，是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的成功之作。影片把握住了原著人物的神韵，用形象的画面和强烈的动作，塑造了善良、忠厚、生动的祥林嫂形象，并创造性地增加了砍门槛的情节，用镜像语言更加丰富、柔和地表述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精神反抗性，准确解读了原著中所蕴含的渴望民众抵抗封建专制，树立起现代意识的期待。

2经典人物形象主体意识的尴尬转换

现代文学经典一般具备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的特征，在主题上呈现出时代性与史诗般的创作风格，充分体现了时代当下性与历史穿越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经典作品还十分注重在客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把握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来凸显人物的多元和复杂性，创造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19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时代痕迹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春蚕》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茅盾的经典作品《子夜》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桑弧在创作时承袭了原著作者的思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冲突等方面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吴苏甫作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从雄心勃勃到破产失败最终买办化的悲剧命运，准确契合了原著的主题思想。虽然电影用镜像语言对原著中最精彩的人物细微的心理刻画进行了准确清晰的视觉化转换，但是影片还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遭受了冷遇，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赞同和欢迎。其原因在于电影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吴荪甫英雄形象与悲剧命运之间缺乏影像表述张力，在对人物的演绎过程中，未能将原著人物的艺术魅力和英雄魄力与社会矛盾的悲剧性诠释到位。经典原著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吴荪甫这一个生不逢时的民族资本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放在当时复杂混乱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中去刻画，展示了他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代表所经历的悲剧人生是由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他的失败代表了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悲剧。这一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时期上映是不合时宜的，吴荪甫所代表的警示意义在此时传播难以让经济快速发展中急于奋斗致富的观众产生共鸣，以至于遭到了时代质疑。

(二)网络技术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

当代传播技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演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经典，它主要借助文学的媒介性特点，通过媒介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受众之间实现某种交流与交换，以达到互通的目的，这是文学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属性。在现代社会中，报刊、电子媒介、网络媒介、通讯媒介不仅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传播性的工具，也是一个使现代文学弱化、迷失、失序、悬置与重构的后现代媒介阶段。它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碎片式的微博解构、图像霸权的影视演变中丧失了原始的权威性，使文学叙事发生了形态上的蜕变。以网络技术为视角，在应用层面上运用超文本和超媒体可以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文本结构进行无限的衍生、拼贴，使文本叙事话语得到最真实的演绎。在印刷媒介中是不能够实现任意文本的相互链接的，文本中的“目录”“、注释”“、索引”也只是一种固定式的矢量链接方式。而应用网络技术中的超连接模式的电子文本的超链接则是一种多对多的映射模式，它远远超出整个单独的文学文本范畴，可以实现任意方向上的全放射性链接。当现代文学经典文本在被移植到网络之后，拓展了叙事的包容性，打破了顺序、完整、线性的原始叙事结构，在超链接技术下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新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滑动”的超文本叙事。现代文学的网络超文本叙事突破了传统印刷媒介中的封闭性叙事系统，将现代文学叙事中的碎片信息完全由意指活动生成。二是网络超文本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传统的印刷媒介中的现代文学作品在叙事中具有唯一性、中心性和统一性，是“单数”的文本叙事，而网络中的超链接技术则使得原本“单数”的现代文学文本成为了“复数”的超文本叙事。三是网络超文本技术对于现代文学经典而言是一种“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传统印刷媒介中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是一种静止的、严肃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叙事，这种封闭的媒介使读者被禁锢在作品之外的阅读接受中，而网络中的现代文学则变成了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可无限书写的超文本叙事。由此可见，网络时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文学的叙事方式，超媒体的运用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接受的时代性局限，使文学文本叙事更加丰富、生动且更具时代感。

二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技术解析

1现代文学经典艺术形式的影像化处理

在当代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以“影像”作为表征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势态，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灵韵与深刻。在图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中，以影像特有的直白与留白、运动的当下与潜在的记忆以及可视与不可视的时空结构等视觉理论中实现现代文学的视觉化创作，可以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媒介形态转向提供新的视野和影像审美机制，从而建构起现代文学意义体认和影像感知体验的多语义交叉的审美范式。一些现代经典改编成的影视作品都在固定的影像框架中展示出一种与人文语境相契合的深刻文本空间形态。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往往突破了传统视觉功能的感官审美属性，以直白、轻率的视听感官影像占据主导，以文本深刻的审美机制作为影像的主体，这种影视的直白与留白是对文学语义的再生。它突破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单一性和文本叙事的压制，构建出影像表意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使现代文学经典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其审美价值。在现代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像形式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将时间经度与空间纬度动态结合，是影像时空表意机制内在逻辑的一种度量，也是对运动与记忆的审美体验的重设，它为现代文学影视改编提供了文本空间叙事的重要表述方式。影像这种时空的动态叠合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单一的、线性的因果联系叙事，它用共时性的交错形态取代了以时间推进为主的历时性叙事，在多元并置的空间中多维度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形态。赋予影像以时空参与感，使影像运动的当下时空具备了潜在记忆无限开放的表征。

2现代文学经典在网络传播中叙事表意的拓展与变异

网络传播技术成功拓展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功能，在电子媒介传播中，对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表意功能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超链接技术与叙事表意“互文性”拓延。互文性即文本间性，是指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它是文学作品中从文本的形成到阅读再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文化话语的参与的吸收与改造过程。在电子媒介时期，随着文本传播的效率和范围的变化，互文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树型网状叙事传播”，网络的超文本链接技术使现代文学经典实现了多维、立体的叙事模式，也使文本互文性进一步扩张，从而建构了一个超文本技术特有的叙事表意系统。二是电子媒介环境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网络传播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文本语言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以全新的表述形式来迎合数字时代人们的语言接受需求，增加了现代文学经典的体验感受和认知阻力，使现代文学经典叙事语言在传播中保持了生命的活力。电子媒介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也使现代文学经典语言叙事更为“陌生化”。三是数字化语境推动了现代文学经典叙事模式“个性化”的演绎。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在数字化传播中，不仅传承了原经典部分，也对文学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极具时代性的演绎。以互联网为主的数字媒介削弱了精英话语权，增强了信息交流频率，有效拓展了人际传播范畴，它使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更为个性化，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和表意空间。

三结语

现代文学在中国社会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媒体语境下，现代文学经典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对电子媒介形态下的现代文学经典进行研究，可以构建一种开放的文学思想，修复和重建现代文学经典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拓展现代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从而促进其精神价值的延传。

关于现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一：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一、动荡时代中的草原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为主线的文学发展轨迹，特别是描绘出中国文学在外国文学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现代的民族风格与特色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与20世纪的历史主流密切相关，在外部世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也呈现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就是“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并存、对峙与互渗。草原文学的写作客体，即中国的五大草原区由于地处边塞，地广人稀，加上交通闭塞，与中国内陆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商始终无法等量齐观，甚至在青藏草原区、新疆草原区中文人创作还寥寥无几，这一切都注定了五大草原区在时代动荡中的边缘位置。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文化闭塞等因素都使得草原文学无法以积极地姿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论争与探索。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并不成熟，但他使得草原这一承载着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对象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视野，以一种乡土文学的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率先发声。

二、科尔沁草原的文化养成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出生地辽宁昌图在历史上划归科尔沁旗)。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3]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三、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4]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四、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大山)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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