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的文章1

6月9日，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全疆112名宗教人士召开“坚持正信正行、坚守中道”座谈会，就伊斯兰教是倡导和平的宗教、如何带领广大穆斯林群众认清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坚守中道、远离极端等六个方面讲了专题卧尔兹。记者为此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伊斯兰教倡导和平、爱国、团结、中道，反对暴力、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面对当前新疆非法宗教活动多发频发的态势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的现状，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信教群众答疑解惑，批驳宗教极端思想的歪理邪说和谬论，引导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正行，坚守中道，远离极端。”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说。

对于爱国和爱教，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作为爱国宗教人士，我们一定要分清是非。我们每个爱国宗教人士首先自己一定要知道每个人的信仰是没有国界的，教徒必须要有自己的祖国，教徒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是教徒。我们每个爱国宗教人士首先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次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说。“每一位伊斯兰教人士，首先要通过学习准确掌握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我国的法律法规，其次，还要掌握伊斯兰教主要的、最基本的精神：即爱国、和平、团结、中道等，"爱国爱教"其实就是指宗教人士的爱国表现，即必须要懂法，必须要守法，必须要学法，无论何种宗教行为必须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而爱教就必须要让我们所阐述的宗教的礼仪思想都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只有这样，我们这些宗教人士才能将我们的思想观点与《古兰经》结合起来，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讲经来引导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正行、坚守正道。”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说。

据资料显示，“迁徙(伊吉拉特)”一词在阿拉伯语释义是远离、抛弃、保持距离，在维吾尔语解释词典中解释为离开自己的家园。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含义有两个：一是精神迁徙，目的是让穆斯林远离杂念、远离恶行、确立正信、树立美德、多做善事，让人们纯洁心灵，做诚实守信、坚持正道的人，实质是弃恶从善。二是身体迁徙，其目的仅仅是从一个地方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关于身体迁徙，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派学者认为麦加光复后身体迁徙就终止了。布哈里传述称：“麦加光复之后不得迁徙(伊吉拉特)”。

对此，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通过对“母亲”这一词语的阐述来加以说明。

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亚孜大毛拉说：“在维吾尔语中"母亲"这个词语有三个内涵。第一，是对怀胎十月生育自己的人的尊重;第二，是对给予自己各种精神食粮的学校的尊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灵魂和身体所在的，让自己茁壮成长的故乡的尊称。这三个对"母亲"一词的内涵，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在哪里用何种方式生存，对于自己的母亲，对于养育自己的故乡是一定要回归的。所以，我们爱国宗教人士及信教群众一定要正确理解迁徙(伊吉拉特)的正确含义，不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我希望信教群众能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什么是迁徙(伊吉拉特)，并能在养育自己的故乡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爱国爱教的文章2

今年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六十周年。近些时期，各地教会都陆续组织同工举行座谈会、纪念会，畅谈中国基督教六十年来不断推进三自爱国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缅怀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基督教爱国领袖发起三自爱国运动的丰功伟绩，展望中国教会今后的美丽前景。

在一次座谈会中，一位老同工在谈起学习吴先生爱国爱教精神时说：“在吴先生的身上，爱国和爱教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而是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不但如此，而且爱国爱教的精神在吴先生是很自然的人生气质的流露……”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长期以来，“爱国爱教”正是三自爱国运动矢志不渝的精神实质，但“在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中，曾经有过爱国与爱教脱节的现象。有人谈爱国却不重视办好教会;有人谈爱教却避免谈爱国”。也有人认为“爱国爱教”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已经沦为一个意义空洞的口号，因而到了可以放弃的时候。这些天来，因着那位老同工的发言，促使我去阅读了一些吴先生的著作和一些同工缅怀、学习吴先生的文章，使我在如何认识爱国爱教这个问题上，得到许多启发和体会，愿意和同工们分享。

在学习认识吴先生“爱国爱教”思想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吴先生对世界潮流、国家形势和民族命运的时时关注和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践行。许多人都晓得吴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一个唯爱主义者，唯爱主义是兴起于“一战”时期的一种思潮，崇尚以“爱”作为解决世界一切矛盾冲突的最高准则。 吴先生服膺于此，积极投身唯爱运动并一度是其在华组织的领导人。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祖国的主权、民族的独立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巨大威胁时，他从思想上毅然放弃唯爱主义，号召同胞抵御外侮。在30年代初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他坦言其基于对国家形势和民族命运的深切思考而放弃原本的唯爱主张：“我国现在的决心抵抗，似乎已经到了俗语所说的‘赶狗入穷巷’，不得不反噬的地步。如果大家再取消极不抵抗的态度，那不是丧心病狂，便是国民人格的总崩溃。我们认为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从现在的局势而论，从一般人的立场而论，除了抵抗，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事实。不管抵抗的物质结果如何，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暴日的强横无理，目空一切，久已使我们忍无可忍;现在的抵抗，正是我们人格重生的表示。并且我们相信，我国现在的抵抗才是真正的‘死里求生’。”(引自雷丽萍：《浅谈吴耀宗的爱国与爱教》)在如火如荼的抗战的伟大事业中，吴先生更基于他的忧国之心，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作出他新的思考。1940年夏，他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中更是引导青年人思考两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和“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当我看到这些事迹时，我感到很震撼，当时由于受到西方保守神学思想的影响，许多基督徒只知关心自己的灵命长进、个人善行的养成，而吴先生的问题无疑是在鼓励许多青年基督徒不再只是“低头走路”，而是更要“抬头望天”，知道自己的人生、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是要融入国家、社会建设的正义之举当中。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把“三自宣言”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原因。吴先生以及受吴先生影响的一批基督教爱国领袖明白基督教在新中国的发展不能走一条漠视现状、固步自封的道路，而应该在国家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吴先生爱国爱教思想的第二个源头，是出自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践行。我无须提及吴先生日常的灵修生活，这已有许多的资料使大家可以知道吴先生对灵修生活的重视。而使我深受启发的是吴先生的爱国之举与他注重信仰践行的神学主张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圣经《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吴先生很喜爱的圣经经训，他甚至著述也以此经训为题成为其代表著作。他曾经以此经训谈自己对上帝在今世的引领的体会：“如果只抽象地争论有没有上帝，是没有意思的;上帝不是只在天上，他无所不在，并且还特意差遣独生子道成肉身，成为生活在人间的一位最完全的人而把上帝具体表明出来。我们做主门徒的，如果只谈抽象的概念而不在具体的为人上表明基督，这能感动不信有神但行为很好的人来接受我们的信仰吗?”(引自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约翰福音》的这节经文的思想激励吴先生不求神学上的空谈，而是积极在现实的生活中、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去发现上帝恩手的引领和彰显。同样，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吴先生，之所以毅然决然与其他忧国忧民的民主人士一道抛弃国民党政府，去欢迎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除了与其他民主人士一样同有爱国之志以外，那就是他的信仰使然，他从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爱戴中看见上帝所赐的正义在现实中的彰显，他愿意接纳并为之欢呼。

许多学者在探讨吴先生爱国爱教的光辉思想时，都注重把吴先生的领受和教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联系起来，“爱国爱教”成为宏大叙事。我的注重点可能更注重吴先生个人的体验和气质的流露，因为“爱国爱教”对吴先生来说，来自于他独特的宗教洞察，来自于他贯彻始终的忧国之心、报国之志。这些的背后，蕴含的仍旧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对圣经所载爱的教训的服膺。 吴先生为爱所吸引，归信基督，为爱所促，拥抱唯爱主义，即或后来离开唯爱主义，但他对祖国、对教会、对上帝的爱仍一如既往，贯注一生。这份忧国之爱与爱教之爱，同出一源，在神里面，大爱无疆。

今日，当我们端想吴先生“爱国爱教”的典范言行，也给我们许多启迪。“爱国爱教”不是口号，有着很丰富的内容。

一个“爱国爱教”精神的践行者，他的心中应该怀着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政通人和等人类正义事业的高度关注和期盼。

一个“爱国爱教”精神的践行者，他的神学视野必然不会局限在自身个体，而是抬起头来留心上帝在自己的四周正在做的善工并愿意努力投入，积极参与。

一个“爱国爱教”精神的践行者，更不会企图局限上帝的作为，把时空分割为上帝临在的地方和上帝缺席的地方，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无疆的大爱中，没有彼此，不分你我，我们应当怀着兴奋的心情去聆听和观看上帝对这个时代的启示和作为。

爱国爱教的文章3

明学，俗名冯祖慎，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生，浙江湖州人氏。他七岁的时候，就随母亲去杭州灵隐寺进香礼佛。一九四七年八月到灵岩山寺，一九四八年农历二月，依普陀山三圣堂真达老和尚出家，同年又在南京宝华山受戒。一九四九年四月到十一月去福州舍利院拜慈舟老法师学戒律。一九五六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北京中国佛学院就读，毕业后仍回灵岩山寺任监院。“文革”期同被迫下放到苏州天平果园劳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苏州市政府将灵岩山寺等三所寺庙归还佛教，并于一九八零年元旦恢复开放，这在全国寺庙中落实政策是最早的。“文革”期间，明学法师被下放劳动期间，一直坚持佛教修持，离庙不离山，心系寺庙，是苏州市颇孚众望的法师之一。一九七九年底，明学法师被市政府宗教部门请了出来，主持灵岩山寺的维修建设和教务活动，这位落实宗教政策后第一位上山的大和尚，在阔别十年后，回到梦魂索绕的灵若山寺，心生万千感慨。寺庙百废待兴，明学法师深感任重道远。一九八零年冬，明学法师升任灵若山寺方丈。为重振十方专修净土道场的雄风，明学法师继承了印光法师制订的寺规，并加以发展，并予一九八一年制订了《灵岩山寺共住规约》，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充分肯定。明学法师严格按《共住规约》要求僧众，他自巳则恪守规矩，几十年如一日，将全寺僧众视作兄弟，不分亲疏，故大家对他非常恭敬。他在弘扬净土法门，发展我国悠久的佛教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明学法师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知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国家获得了新生，也使佛教徒重新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他十分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十分注意在教务活动中突出爱国主义这个永恒的主题。他深感欣逢盛世，机遇来之不易，因而以满腔热情，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培养佛教僧才，加强地方佛教组织建设;弘扬佛教优良传统，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交往等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尤其是，他在增强民族团结、促进佛教事业方面成绩更加突出。一九八四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地区一些寺庙由于宗教观念的分歧，出现了信徒与僧人不团结现象，经多方工作，效果不佳，当地一些信徒说：“要解决问题，除非将苏州灵岩山寺的大和尚请来，因为我们相信净土宗，相信印光法师。只要灵岩山寺大和尚说啥，我们就听啥、为了宁夏的安定团结，在省、市宗教部门的积极支持下，明学法师等一行三人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地区。通过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了问题症结。在几百名僧人和信徒参加的开示仪式上，明学大和尚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众信徒及僧人的思想得以统一。以后他又两次赴宁夏，使该地区的佛教活动得到了正常开展。明学法师因此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的一致赞扬，他还被聘为该自治区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有的人对明学法师不知疲倦地工作表示不理解，问他如此跑来跑去，为何做事还有这般心力?明学法师的回答是：我终身做事不后悔，只觉得凡事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不要有丝毫的私心和懈怠。这就是明学法师，一个虽然七十有八，但仍拥有一份赤子情怀的大和尚。

灵岩山寺内文物众多，有经卷、碑刻、书画、法器、古建筑等，精萃的文物使寺庙增添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它不仅是灵岩山寺的精华，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魂宝。在十年浩劫中，灵岩山寺首当其冲被砸，藏经楼上的经书被造反的人悉数从窗户扔下去，楼下堆了数尺高，所幸其后半个月没有下雨，风头过去了，时任灵岩山寺的监院明学法师悄悄地将经书拾上楼去重新整理，为减少损失，将大部份文物精品交文管会代为保管，对所有碑刻都用纸筋石灰复盖。藏经楼上现珍藏着历代版本的经书四万七千余册，各种版本的大藏经计十种，有宋碛砂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南藏、北藏、清龙藏、日本弘教藏、大正藏、续藏、民国频伽藏，另外还有新印的中华大藏经。其中属国家文物善本藏经二万多册，元普宁藏一千多册更是世界孤本。

为了保护佛教文物，明学大和尚真是呕心沥血。他收集的七块宋代残碑镶嵌在净念轩的南墙上，有绍兴五年的观音像两块，有景定四年的治蝗虫事记载，那是他在山下发现后叫农民抬上来的，每人发了一块钱，有宣和年间的舍庄田记……还有两块碑是明万历年间和正德年间的。还有一块隋朝砖雕“古松影壁”，那是一九八三年明学法师在院子里的泥地里发现的，他在拼凑砖雕碎块时，发现砖雕上有“大业知事丁士英管造”字样，“大”字前还有一个“残”字，只存竖勾一笔。“大业”是年号名，前一字应为朝代名，而历朝中只有隋、明、清三字最后一笔是竖勾。经查，明、清两朝没有“大业”年号，因此，明学法师得出结论，此砖雕应为隋朝遗物，最起码那是一块隋砖，弥足珍贵。灵岩山寺至今保存着自宋、元、明、清至近代共七十四种计一百七十四块石碑，其中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反映了千年古刹灵岩山寺的历史沿革及历代名人事迹，都是佛教文化的瑰宝。

多宝佛塔，始建于南朝粱天监二年，为七级八面、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宝塔，明万历二十八年塔遭雷击，仅剩高约三十三米砖砌塔身。民国二十六年(l940)，妙真老和尚发起重修古塔，但宏愿随抗日战争而云散。该塔一九五七年曾被列为江苏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名单。明学法师为继妙真法师之遗愿，保护好这一文物，提出了重修宝塔，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国内外佛教信众布施。该塔于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动工兴修。对于这件弘法利生，造福千秋的大事，明学法师丝毫不敢马虎、怠懈，每根木料以至每片瓦都亲自把关。当时他虽已六十七岁，仍每天爬上五十米高的脚手架，察看工程质量。一九九零年十月，历时一年多，耗资九十余万元，未让政府承担一分钱的修塔工程告成，经验收，全道工序均为优异。重修后的多宝佛塔凝重端庄，铁刹铜铃，翼角似飞，石雕栏杆，巍峨壮观，宋塔古风得以重现，成为灵岩山寺的突出标志。

可以说，对佛教文物的爱惜、对传统文化的呵护已经成了灵岩山寺的优良传统了。为了表彰明学法师对佛教文物作出的贡献，一九九五年，他被授予“苏州市文物保护先进工作者”。

明学法师正是以他这种爱国爱教崇高的思想品德，在佛教界树立了榜样，受到了政府以及佛教界的充分肯定，一九九四年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八年被推举为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九八年七月当选为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一九八三年当选为苏州市人民代表，一九九八年一月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