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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哲学视野下的创新

摘要：旨在阐述创新的概念和内涵的同时，认识的创新是创新过程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内在地包含着对创造精神的高度肯定，而且在创造精神培养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要引导学生从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解放思想，激发创造精神，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方式的统摄作用，从前瞻性、开放性、创新性等方面培养。

关键词：哲学;创新;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创新是指创造新事物、新理论、新方式，超越旧事物、旧理论、旧方式。“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创新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与其生存状态、生命历程的互动中所激发出的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和行为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引导学生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层面把握主客体两种尺度及其统一，追求真、善、美，并自觉地将之运用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理想世界的活动中。

一、创新的内涵

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绝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思维的自由是创新之母。思维的自由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旦它获得相对独立，就有能动性，表现为自由——为认识活动、思维活动提供空间和活动范围[1]。想象是创造的深化。事实上，人类的一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都不可能仅仅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世界中周旋，而是需要丰富的想象活动的参与的。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历来都强调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的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

例如，康德指出，在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存在着联想和生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在努力达到最伟大东西里追逐着理性的前奏——在完全性里来具体化，这些东西在自然里是找不到范例的。”[2]因而，认识过程中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寻求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独特连接方式;创新的成果，就是寻求这两个世界的独一无二的连接点。而这种创新必然依赖想象，与此同时，辩证法作为想象活动的规律，始终在默默地支配着它。所以，想象是创新得以深化与实现的关键。

二、古今的哲学创新

创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包罗万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维、艺术、产品等等。它们的生命的活力，就在于创新，乃至现代竞争，创新也是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或曰强势)的活水。本文从狭义的意义上讲中国哲学的创新。

(一)创新与自由

创新只有不再是政治奴婢和经典奴婢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创新需要自由，需要一片任鸟飞的天空，需要一种无拘无束交流对话的气氛，这样才能激活思想的创新灵感，撞起思维的创新火花。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智慧在自由土壤中生长、开花、结果。智慧之果一年年成熟掉落，又一年年生成变熟，看似循环往复，实乃不断变异。爱智慧之学亦不断变化，日新而日日新。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和中国哲学的历史长河。综观历史，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后者否定前者，不断的否定而构成哲学历史的长河，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某个时代精神的体现。

东西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没有把他们哲学的价值系统落实到一个最普遍性的基础上，给每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不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与现代人最普遍、最关注、最切身利益相关联的是和合学价值系统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的最底层的“垒土”和根基，也就是和合学“画龙点睛”的那个“睛”[3]。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科技高速发展的情境下，人们普遍地追求自身及与自身相关的一切领域的优化，这就是哲学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根本性、超越性反思的基点和根基，这也是和合学“三界”最底层的“垒土”。

(二)创新与机遇

机遇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其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中一种境遇或际遇。机遇往往把人的生命主体放置在成败利害、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喜怒哀乐的生存状态或生命历程之中，在此相对相关、相斥相辅、相反相成之中，磨炼生命，改造生存状态，完善生命历程，而涌现创新动力，付诸创新活动。中国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根本性的反思;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同的、独创的根本性的反思[4]。历史的机遇对于理论思维的创新是公正的;凡是有价值的哲学思想的创新，历史机遇都会给他一定合理的地位，即使一时被种种误导所蔽，也一定会解其蔽，复其位;凡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终究会被历史机遇所接纳和发扬;凡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根本性反思，总会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创新是艺术，是真善美的融和。创新在处理好上述这些关系以后，就需要抓住知识创新的机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价值导向，开放创新评价机制，宽松创新多元氛围，鼓励创新竞争，凝练创新目标，强化创新转化。

三、创新精神的培养及其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创造精神的高度肯定。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高度肯定了人类的创造精神，而且在培养、塑造、提升创造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5]。

(一)解放思想、激发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不把理论当教条。从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启创造精神，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之一。因为，创造精神总是与思想上的解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开拓创新，就必须从因循守旧、思想僵化的羁绊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解放思想的思想武器，也是激发创造精神的思想武器。

(二)为创造精神的合理发挥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合理地解决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难题，特别是科学地解决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不仅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也为人类创造活动的合理有效发挥提供科学的指导。

人类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各个活动领域，其成果有物质形态的，有精神形态的，也有二者兼具的。当代社会实践的一大特点，是精神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观念创造往往成为实践创造的先导，创造活动的自觉性日益凸现。在物质生产领域，“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5]观念创造，看起来似乎有着更大的自由度，但也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活动舞台，并受精神生产规律的支配。人类作为自觉的创造主体所表明的只是：他不再盲目地受规律的驱使，而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驾驭规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即人的内在尺度与对象尺度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是人作为自觉主体的确证，也是人类创造活动合理性所在。

(三)培养创造性思维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现代社会生成演化的重要条件。哲学是精神世界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时代性转换，也将人类的思维引向更为宽广的创造性领域，显示了强大的时代价值。

1.前瞻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条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时间链。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把握其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理想世界提供了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造就创造性人才，就必须培养自觉确立前瞻性思维。不仅要观照过去，立足于现在，更要放眼于未来，面向未来进行合理的规划、建构，走出一条通向成功的自觉创造之路。

2.开放性。与机械论和还原论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现实世界不能简单归结为自在自然的运动，而是一个由人参与的不断生成开放的生生不息的过程。现实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由此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要激发创造性思维，就要引导教育着眼于可能性世界，开拓思维空间，善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并善于根据物的外在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进行科学的认识。

3.创新性。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思维上的创新;而创新的思维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又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教育广大学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和更新主观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梁银怀.论辩证思维与创新[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

[3]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霍甫安，毕凯鸣.关于创新的理论思考[J].理论探索，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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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从古希腊发源开始，始终没有哪位哲学家能对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其实反映出了哲学的一个特征，即，哲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因而每个时代都有伟大的哲学家，即使他们是思想能影响整整几个时代，但他们也只能是自己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科学也一样，没有哪位科学家得出了可以令整个科学界都信服的结论。

现在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究却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如：“改造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应该归功与科学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传统的哲学，使其如同科学一样具有“实证性”，哲学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并行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与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有各自独特的问题领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科学研究对象世界的内部关系;以及“对话论”，这种观点主张“哲学既不是凌驾于全部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作为全部知识基础的第一原因，而只是与科学、宗教、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化形式。”我个人认为在不明了哲学和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似乎更应该从他们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关系进行梳理。

一、科学源于哲学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相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早起的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本质的哲学追问总是与其关于“终极实在”的科学假设交织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学成为了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载体。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科学一而二，二而一，初无区别。”

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求哲学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得到了明确的意义，而这个哲学指的恰恰就是德语中Wissenschafe(即科学，多指自然科学)一词。”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中，作为狭义哲学中重要的形而上学的知识是至高的知识。数学、逻辑学等知识都是对形而上学知识的获得起辅助作用的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哲学王的培养方法是就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柏拉图认为在哲学王真正通过哲学思辨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之前，需要首先学习算术。

“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然后是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接下来是天文学，柏拉图认为“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将哲学与科学简单等同，他们将“第一哲学”视为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最高的科学，而将“个别哲学”看做是“特殊科学”。“meta-physics”一词的使用就内含着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第一哲学”与“特殊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最初思考。可见，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知识只是达到哲学规定的终极问题的辅助知识，当时尚未分化独立的科学知识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从中世纪开始哲学和科学之间发生了裂痕，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地位大大减低，神学成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适应神学的学科得到了发挥，就如同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一样，数学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就为哲学和科学的分离甚至对立买下了伏笔。

二、科学与哲学的分裂

时至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在摆脱了历史的“羁绊”之后迅速兴起。科学与哲学在形态上彻底分化，这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学不再具有“总括性”特征，而是作为一个与科学相并列的范畴存在;在内容上，哲学不再无所不包，科学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康德在观念层面上对哲学与科学的明确区分，是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化的逻辑前提。”康德是近代以来将“哲学与科学之关系”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逻辑哲学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定。他认为，哲学是不可说，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说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学中，主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方法，即“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通过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家正是因为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很好的区别开，才提出了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因此陷入了混乱之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一直延续到他的后期哲学。他不再像前期哲学那样坚持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但他仍然强调

三、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随着“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的价值理念。哲学的价值性受到严重质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回应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也为了找回哲学失落已久的价值，现代西方哲学开始重新审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真正的哲学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科学对于哲学的这种基础性决定了科学可以自下而上地对哲学施加影响。当科学本身改变和发展了之后，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也必然或早或迟的实现相应的改变和发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够体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和哲学，都是以它那个时代的最新科学的发展为其基础的。哲学发展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依赖性说明了科学是改造哲学的最强大、最基本的原动力。

哲学与科学都曾经一度傲视群雄，自以为君临于其它学科之上。的确，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力量，哲学作为一种思考、追问的学问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对后世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就可以推断出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使得当时有教养阶层的求知欲泛滥。

从他开始，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值得赞叹的天赋。即使是在像中世纪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最高的知识也莫过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识是从上帝理性中流溢出来的。到了近代，对科学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义达到了顶峰。由此看来，一种社会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哲学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科学，作为推进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手段，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物质条件，改进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在科学为其提供的条件下越来越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这一程度上意味着人类按自己的意愿塑造生活方式的能力的增强。但是，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最终，它们都感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局限。哲学善于思考它所提供的更多的是指导性的知识，其产生实际效果的周期往往很长，缺乏具有冲击力的瞬间效应。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却也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科学善于改造，但却也时常遇到其抽象规律无法把握的东西。

科学忙于行动，却常常使人类得不偿失。正如尼采所说：“科学受它强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这界限上触礁崩溃了。”这里的界限指的就是永恒生成的生命本身。科学的极限体现了人的极限。由此看来，人类社会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追问、解释和反思，也离不开科学的实践。面对哲学与科学自身的局限，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统一于自身展开存在的过程中。用哲学去思考，用科学去改造，创造一个与自然和谐，与自身的存在本性和谐的人类社会。哲学和科学就如黑格尔的辩证法所述的一样，在经历正反之后必定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