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区域经济的联系，大学科技园的建设等方面反思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成就和经验，并由此提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大学的科研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基础研究而不是技术改造上；不能过分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不能过分强调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而忽视教学工作；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投入不是简单的解决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费问题，而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成功实践；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世界一流”大学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因素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功使其成为全球公认的一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欧洲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就开始探讨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因素。美国模式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78年起，成百上千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涌入美国寻求先进知识和教育。许多会议和著述都聚焦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功对于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学是以重点和普通加以区分的。1978年，有88所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重点大学，而其他的大学(约500所)被认为是普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是排前三名的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是根据若干项指标确立的：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具有强大的教学资源，拥有全国知名的学科、专业等。建立重点大学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加强高等教育中的基础科学研究。重点大学在二十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在1981年，一些重点大学最先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从80 年代中期起，重点大学的基础和应用科学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首先在这些大学中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提供研究经费。

20 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表现出对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巨大需求，但高等教育投入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1990 年的高等教育投入占国家GDP的3.04％，而1995年却降至2.41％。面对紧张的办学经费，人们经常会听到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和投入模式改革的呼声。为解决这一问题，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阐述了中央政府将重组高等教育的政策选择，并通过优先发展战略对一部分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中具有引领作用的大学进行重点投入。该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1994年启动的“211工程”。为了进一步调整高等教育经费的重点投入，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拉开了“985工程”的序幕。最初，该项目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提供为期3年共计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专项拨款。随后，该项目的覆盖面扩大，由原来的2所大学扩大到9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虽然在对这9所大学前三年投资成绩的评估过程中，有人对“世界一流”的概念提出疑问，因为似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作为其定义的基础。有些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分类或排名系统界定世界一流大学，并用排名形式审视中国大学的发展水平。另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定义世界一流大学不应该仅仅关注获得诺贝尔奖人数、发表在高水平期刊如《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数量，而应该关注大学的办学理念、充足的物质和财政支持、强大的科研能力以及高度的大学自治等。也有人认为与其争论什么是“世界一流”，不如把目标定得更现实一点，建设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良好意愿或一次性大笔投资的结果。事实上，得到广泛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哈佛和耶鲁，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中央政府更需要优先发展一批研究型大学，加强这些大学的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能力，通过研究型大学建设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并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 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是在研究型大学的相互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尽管有争论，尽管只有少数学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建立这类学校的决心、目标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都向公众显示：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特别是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竞争中，数字鸿沟并非虚构而是事实，数字鸿沟的背后实际上是教育鸿沟和知识鸿沟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人才流失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因此，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期望：希望这些大学能够在创造知识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打破西方的学术垄断。“211工程”和“985项目”的实施最具有代表性。这两个工程的实施以一种新的形式取代了中国以前采用重点和普通概念区分大学的方式。

目前“211工程”涵盖了中国1683所公立高校中的100所。在这100所高校中，有34所被视为研究主导型的大学。在34所研究主导型的大学中，又有9所是要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这9所大学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有数据表明，在上述提到的9所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1998—1999年共授予2465个博士学位， 2000年发表了5 891篇SCI研究论文，2002年共有295个重点研究学科。2002年，大学获得的国家科技发明奖和国家技术进步奖分别占总数的78.0％和49.0％。在6118个专利中，有32.4％来自这9所著名大学。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通过政策手段实现了系统多样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已经初见成效。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发起了这么多项目来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它们对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改革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众所周知，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政策。该政策的关键之处是外国投资者可以来中国做生意办企业。但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差异的影响，当时的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人们在质疑中前行，经济特区的创建对于当时想来中国的外国投资者而言的确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小城镇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就是成功的范例。它改变了当时人们对经济改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当麦当劳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的时候，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外来食品，还带给中国人一种不同的服务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种食品能在全球如此受欢迎，并且意识到包含特定文化心理的商业战略能够提升竞争力，而这正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的东西。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善产品质量，许多国有企业都试图建立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项目，从国外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技术人才，效益非常有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分部，外国投资不断增长，对人才、知识的需求以及对资本利益的追求都需要改变中国旧的知识生产体系、以及与生产力和财富相关的传统价值观，这与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为了有限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激烈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科学发现、创造知识、技术创新以及把新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压力，高等教育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就是对国家经济需求的积极回应。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与成果转化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和作用人们给予了更多的期盼，不仅希望它们能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也希望它们能产生新的知识、新的发明与发现，为国家的技术进步提供更多的技术创新。人们认识到，在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知识和人才建设应该是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实现这两个重要使命的最佳场所莫过于教育机构。因此，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当时的校长陈佳洱第一次用“发动机”这个词来形容大学在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自从1952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后，大学主要肩负起人才培养任务，成了教学机构，大学中仅有的部分基础科学研究主要也是为教学服务。1986年，北京大学建立了第一所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不仅标志着大学开始利用国家研发经费进行科研，同时还标志着大学中的科学研究开始成为国家基础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提供的信息，截至2002年，在中国的著名大学中共建立了9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仅北京大学就有1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学里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意在增强大学的科研能力和高级人才培养能力，实验室研究的项目都与国家发展过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密切相关。1986年开始实施的“863计划”是一个著名的国家科研项目。这项计划旨在利用国家研究基金，促进信息技术、自动化计划、能源技术、新型材料、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深入研究。为了管理国家研发经费，1985年成立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作为资助大学和科学院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

但是，在80年代，中国的产业吸收新发明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能力都很有限，如何将大学的科研和发明转变成生产力成为中央政府和大学关注的焦点。而且，科研资金的缺乏也使得教师很难继续他们的研究。于是在大学中，一些教师利用自己的发明办企业。比如，方正集团最初是由北京大学的王选教授和他在计算机系的同事们一起成立的。1986年，公司在大学的投资下开始运转，把数学、物理学、中文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整合在一起，从事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的生产。公司的产品在两年内就作为高科技产品成功打入市场。后来，公司还建立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工程研究中心，一个市场销售和培训项目以及一个维修服务中心。目前，方正集团主要业务已经延伸至东南亚、北美和欧洲市场。随着王选的成功，北大不同院系的许多教师也建立了生物医药、计算机软件和服务行业的公司。至2005年，北大共拥有10个大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