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起，到抗战时期止， 列强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与中国签订上千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列强获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权、租界、租借地、驻兵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投资设厂权、片面最惠国条款、文化侵略等等特权。这些帝国主义特权互相补充，互为呼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铁网。尽管不平等条约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但列强却依靠武力为后盾，使中国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最初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懂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质，只是直观地对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强开商埠痛心疾首，因此反侵略斗争的矛头并未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大， 中国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世界现状的了解。尽管不能从帝国主义本质上认识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 但对不平等条约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却逐渐有所了解， 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也渐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日本废除外国特权的事实， 对中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由此开始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 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 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 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 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 “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 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 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 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 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 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 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 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 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 日， 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 “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 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 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 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 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

10月9日， 美英根据事先约定， 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 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 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 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新约规定废除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特权，同时宣布废除《辛丑条约》， 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但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这些国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随即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则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根据新签订的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领事裁判权( 是这次废约的主要内容);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与商埠;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 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 随时会商解决之。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中国的废约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废约之所以实现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战时废约的机遇是抗战时期正式国际格局重建时期，二战的发生使的世界都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战争是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环节。英美等盟国考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目标的时候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虚弱得病夫， 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百万日军， 战时废约是不可能达成的。毫无疑问， 是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给这次的废约予以肯定，他打破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单不可否认新约有缺点与不足， 新约并未完全彻底地清除不平等的特权，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地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 只是走向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从此结束了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战时废约外交并非完美无缺，它甚至还带有弱国外交的烙印，但综观整个废约交涉的得失，我们仍不妨说，其成就斐然。它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不懈顽强御侮的历史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