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茶文化在唐代及唐代之前有很高的历史地位。江南茶文化的发展与陕西茶文化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起来看看。

陕西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第一，居住在陕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种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中的历史位置已有定论，“巴先蜀后”也已为学界认同。在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汉唐时期因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机遇陕西得饮茶风气之先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推断“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第一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灭蜀后徙奏民10000户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时蜀人已开始种茶、饮茶，并将此艺能传授给迁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陕西茶业历史悠久并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西北五省惟陕西产茶，陕西茶的主产地又在陕南的汉中等地，唐宋时期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重要来源，朝廷也奈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第四，陕西是历代封建王朝“茶马交易”国策的实施地和重要市场

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长安的宫廷茶文化辐射全国并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于天下。一般说来，中国数千年里皇权中心即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发生中心，总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领导全国。陕西长安作为大唐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门寺唐代地宫系列宫廷茶具的发现是中国茶史划时代的事件

地宫茶具的文化质点是三教融合，较明确地体现了佛教茶文化与宫廷茶文化的相互沟通;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填补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为唐代茶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长安宫廷茶文化而出现的贡茶之制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肃宗至德二年陕南茶被选为贡品，这无形中培养了其的“精品意识”，刺激了茶农们培植名品的积极性。于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术、制茶技术、储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艺、产品包装的不断改进无不与贡茶之制有关。

第八，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传播唐代长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且仍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里、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

曾踏上丝绸之路风光过，曾领导饮茶新潮流潇洒过，曾进贡朝廷高贵过，曾为朝廷交换战马荣耀过，曾稳稳占领大西北市场霸气过……曾是全国最早的茶区和茶叶种植中心，曾是全国茶文化的鼎盛地区和传播中心。陕西茶业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陕西茶文化的起源

对于国人饮茶的起源，以往学者多据成书于战国至汉代间的《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记载，将神农氏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但据陈文华等学者的考证，今本《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关于神农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晚至明清时期才出现，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属以讹传讹。此外，以往学者所常引用证明“神农氏得荼”的《淮南子》等书中也仅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目前看来，最早明确将神农氏与中国饮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农食经》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为佐证，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

神农氏最早见载于春秋时成书的《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动的时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据《庄子·盗跖篇》的记载，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说明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又以北首岭文化最为典型。从北首岭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来看，它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从时间和地域上判断，北首岭文化很可能是由神农部落所创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又可与《山海经》的神话互为印证。北首岭文化形态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此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分开。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世经》将神农和炎帝神农氏合并记载，而将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一人。此后，古籍多把两者合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经过笔者考证，发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这是关于炎帝生长地的最早记载。此外，《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也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帝王世纪》又载：“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阳”和“尚羊”分别指今天陕西华山亦即秦岭之南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据此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与有蠕氏家中诞生的。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这位神农氏及继承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远古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殁后，其部落继承人都沿用同一个名号，从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说法。传统的说法炎帝共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时间。何光岳先生则进一步判断宝鸡姜水是八个炎帝中最早一位的诞生地，在这里正式由神农氏的名称被尊为炎帝，其他地方诞生的炎帝无疑都是他的后裔。第一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的故里在宝鸡，柱的后裔庆甲的故里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曾与蚩尤在涿鹿大战，此后，又在阪泉败于黄帝后，退往湖南。所以，笔者赞同张辉杰、路笛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炎帝、神农氏同源而非一人，炎帝始祖应为神农氏，而神农氏则是炎帝族早期首领的泛称。神农氏族的发展历程应为：神农氏(母系社会)—少典氏(父系社会)—炎帝族—炎帝神农氏。

通过上文的综合分析，我们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由此看来，通过生活在陕西宝鸡地区的神农氏，陕西已经与中国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学者以往多系于巴蜀或云南。学者之所以忽视《淮南子》及《神农本草经》等书中神农氏在关中地区“得荼”的记载，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近代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不过，陕西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史料记载加以分析。秦岭山麓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等，都是描写古周原一带的诗句。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其次，我们可以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有竹鼠的骨骼遗迹，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关中气候温暖，具备茶树生长的条件。目前，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还发现有几十株半米高的茶树。再次，我们可以从秦岭丰富的物种加以分析。陈宗懋先生《中国茶经》在论证“神龙架”为神农氏“得荼”之所时，认为“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秦岭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因此，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二、西周时期的陕西茶文化

根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说明周王室已把茶事列为国礼，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茗饮之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茗饮之事”逐步由王室礼仪转而下移，关中地区的诸侯大夫甚至普通百姓之家都形成吃茶、饮茶的饮食习惯。

《诗经》中《大雅·绵》《诗·邶风·谷风》《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其中，“堇荼”就是锦葵和茶两种植物混煮的茶食。《诗·邶风·谷风》也记载有“谁曰荼苦，其甘如荠”的说法。这里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莱。因为只有茶才会因制作方法或茶汤的浓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会有甘。而且在这两首诗中记载的植物、气候、风土人情、河流，都是陕西的事。如“泾以渭浊”“我有旨蓄”(储藏的腌菜和干菜)、“北风其喈”(疾貌)等。《豳风·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说的也是以茶为原料，煮作羹食。由此可见，早在西周时期，陕西地区的百姓已经把茶作为日常食用品。

西周时期，除了陕西本身已经出产茶叶以外，与周族关系密切的巴人也将其地出产的茶叶进贡给周天子，丰富了陕西茶文化的内涵。

“巴”，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此外，在《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路史·国名纪甲》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古代巴人在江汉流域立国的信息。对于巴国的疆域范围，《华阳国志》载为“东至鱼复，西至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等广大地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看，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曾出土了史密簋、虎妞镦于、青铜乐器及巴式剑、戈、矛等众多巴国文物。这就说明陕南的汉水流域在西周时期是巴人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

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巴国的出产的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等特产，均需“纳贡”与周天子。对于巴国所出产进贡于周王朝的“果实之珍者”，包括了“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翦、香茗，给客橙、葵”。这段文字记述了巴国作为宗周的封国，把出产的茶叶等特产，作为贡品敬献朝廷的史实。《华阳国志》的这段记载，应是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贡茶的最早记录，将贡茶的历史追溯到了西周时期。而该书中“园有芳蒻、香茗”的记载，证明巴国所进贡的茶叶属于园栽，而非野外天然长成，由此也可知巴人至迟在西周时期已经进入人工栽培茶叶的时代。作为宗姬的巴国，是中国最早的出产贡茶和人工种茶的地方。而通过纳贡的方式，陕西茶文化的内容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