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无住房职工或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发放的现金补贴。住房补贴发放的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以及职工应享有的住房面积等因素具体确定。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2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混淆“住房补贴”与职工工资中应有的“住房含量”概念。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实施住房补贴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而体现职工工资中应有住房含量的理论依据则是劳动力价格理论。住房补贴的供给者是国家，而职工工资中住房含量的提供者是劳动力购买者——职工所在单位。劳动力价格理论揭示了住房含量的提供者，也给出了国家住房补贴的范围。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给出了一项重要命题：即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增加一国的福利。该命题的依据是边际效益递减律。国家或政府补贴，无论是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从本质上看，都应该是财富自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市场经济国家如此，福利国家也是如此。 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十分谨慎地行使着对市场的干预权。在住房补贴问题上，将住房补贴的对象限定于低收入家庭。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在支付了其家庭收入25%的房租后，政府补贴剩余的房租给房东。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的代表，在住房补贴对象的选择上，也明确规定为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多子女家庭。德国向低收入家庭租用的“社会住宅”建设提供补贴，1991-1996年间，政府为“社会住宅”建设提供了180亿马克。我国现阶段的住房制度改革是按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实施的。《通知》指出：对房价收入比(即本地区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的城市可以实行住房补贴，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应该说，我国住房补贴对象也是明确的。即以贫困家庭或相对于经济适用住房市场价(租价或售价)属于贫困的家庭为补贴对象。住房补贴是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财富自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的转移，其实施的手段自然是税收与税收转移支付。政府作为收税者，也自然成为税收的支出者。国家是住房补贴的当然承担者。

劳动力价格理论认为：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仅包括用于工人自身的食物、衣服和居住等等自然需要，还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子女的生活资料。所以，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等于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之和。劳动力的价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格，其最低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住房属于维持身体与养育子女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在工人的劳动价值中必须有所体现。这就是说，职工工资中应该包含有住房含量。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住房含量大小可以不同，但住房含量作为劳动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能不在其劳动报酬中体现。

作为职工劳动力购买者——职工所在单位，是职工工资的支付者，也自然是职工住房含量的承担者。职工和单位之间的劳务交易是自愿交易。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职工单位按市场供需状况支付职工工资。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与供给关系决定。工资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出现涨或跌，但不会低于最低工资额。最低工资额是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在保证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费用的基础上，将工资交由市场确立，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也是效率与公平实现的必要条件。

既然职工的住房含量蕴涵在职工的市场化工资之中，在住房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时，职工使用或消费住房就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方式先获得住房的使用或消费权。为获得这项权利，他或她必须支付与该项权利等值的货币。交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支付短期使用权费用以获得住房的短期使用权;二是一次性支付整个住房寿命期的使用费用以获得该住房的永久性(寿命期)使用权。由于住房是高价值耐用品，又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在职工没有足够的劳动剩余时，第一种交易方式会普遍存在。即职工从其每月工资中拿出当月的住房消费资金，从市场上购买到当月的住房使用权。一旦职工有了劳动剩余，他就可能购买更长期限的住房使用权，甚至整个住房寿命期的使用权，交易方式由第一种向第二种过渡与转换。这种转换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各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不同、劳动剩余量不一致的情况下，让每个劳动者都一次性支付整个住房寿命期内的使用费用(相当于购买住房)，反而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