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货紧缩的性质、程度和成因，我国 理论 界虽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与看法，但在认真对待通货紧缩现象，积极解决通货紧缩的不利影响等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认识和紧迫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财政紧缩政策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紧缩政策论文篇一

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

199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迹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迹象日渐显现，成了 影响 经济 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也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 热点 问题 。对通货紧缩的性质、程度和成因，我国 理论 界虽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与看法，但在认真对待通货紧缩现象，积极解决通货紧缩的不利影响等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认识和紧迫感。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治理通货紧缩的 历史 经验，还是从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来看，缓解和消除通货紧缩的措施，既要从相关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结构调整等方面入手，以解决 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障碍，又要适时调整政策 内容 ，特别是加大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以收到明显的政策调控效果。

一、调整财政投资政策的内容和方向，尽可能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扩张效应及中长期的维持与推动效应。

正如买方市场条件下的需求不足，将是今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一样，当前的政府(财政)投资拉动政策，是在我国特定条件下采取的一种特殊举措，不可能长此下去。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拉动”和“带动”，而不可能是包办或替代——对民间投资的替代。因此，如何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乘数效应，并为中长期投资需求的增长奠定基础，就成了衡量积极财政政策功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利于化解通货紧缩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必须适时调整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从我国 目前 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主要有三：

——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全额)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一则可收到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之利;二则可把近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规模上;三则还可为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转型创造条件。

——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以及与之配套的1000亿元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推动当年和近期的经济增长，无疑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过分强调不搞加工 工业 ，特别是不投入技术装备工业和技术改造的做法，将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把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须对财政投资方向进行适时调整。即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应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 企业 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对关乎工业和国民经济 现代 化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技术装备工业，以及高 科技 产业的投资需求，予以更大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实行结构性的税收减免、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以定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那些具有旺盛活力与关联、带动效应的高科技产业的 发展 ，并通过基础性的技术装备工业的升级换代，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冲出由于实体经济不发达和低水平所造成的市场疲软、需求约束和通货紧缩陷阱而创造条件。这样做，不仅符合我国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方向，而且是缓解乃至消除通货紧缩压力的一项治本之策。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专项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采取积极措施，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

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短边”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近期就应适时加大直接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力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突出矛盾，就是广大干部职工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了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一个严重障碍。 理论 和国内外的实践都充分表明，稳定人们的收支预期，尤其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在 经济 紧缩期保持 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 目前 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然而，无论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还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在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筹措这些资金，就成了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 问题 ，也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焦点。从当前我国的现实出发，满足上述需要的筹资对策有：

——调整国家的现有预算安排。

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及其预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等，就财政支出属性而言，均属于经常性支出的范畴，因此如何扩大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来源，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其中，可供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调整现有的国家预算安排，即把近年来的经常性预算结余，不再转入建设性预算，而留作用以扩大经常性预算之需。这可称之为“调”。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来满足上述需求。

例如，配合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转换，适当缩减政府的支出与投入范围;配合国企改革，逐步减少 企业 的亏损补贴;在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大力压缩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以及支出制度的创新(如政府采购制度)，逐步压缩行政事业费支出等等。

——通过对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变”(现)出一块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例如，对大中型企业的“办社会”资产部分实行“”剥离“，一方面可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又间接增加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障来源。通过对中小企业国有资产的多种处置方式，也可变现出一部分资金来满足类似的需求。

三、从速推进费税体制改革，是持续扩大内需、遏制当前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

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 农村 ，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却从“七五”时期将近50%锐减至1997年的39%。其中，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可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 影响 因素，则是“苛费猛于虎”，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有关资料表明，1998年，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下降2.36%，但农民上缴的三提留、五统筹仍比上年增长了1.4%， 加上各种摊派和罚款，比交纳的税金还多出13%。

至于各类企业所承受的各种非税负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只列举三个数字就可见一斑：一是据初步统计，近年来企业上缴国家财政的资金，仅占各种收费摊派的1/3 强; 二是近两年取消不合理收费26710项，涉及金额每年985亿元，相当于全国国有 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的两倍;三是在有些技术改造项目中，除按国家规定上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以外，还要交纳各种费用20多种，两者合计占总投资的30%以上!难怪不少企业扼腕长叹：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

可见，大力、从速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和企业难以承受的非税负担，不仅是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积极性的紧迫需要，而且也是依法增加农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促进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必要举措。大量事实已充分表明：“三乱”不除，非但企无宁日、农无宁日，扩大内需，化解通货紧缩的目标也必将遭严重挫折。正因如此，我们把它视为治理通货紧缩的一项重要对策。

其二是，通过清费正税，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恶性膨胀、愈演愈烈，大量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财政政策的反通货紧缩力度提供必要条件。

财政紧缩政策论文篇二

论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

自1998年以来我国 经济 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从1999的经济走势来看，确已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而且呈不断加剧之势。纵观国际 经验，在 现代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历来都重视运用 财政政策应对通货紧缩这一顽症结，罗斯福新政时期如此，这次东亚 金融 危机受害国也是如此。因此，如何运用有效的财政政策和手段来治理通货紧缩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 问题 。

一、治理我国的通货紧缩已刻不容缓

判断是不是通货紧缩，一般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以价格是否全面持续下降为判断标准，我们称之为单因素论。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同比为负值，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连续16个月同比为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更是连续40个月呈负值。今年1至4月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1%，4月份比3月份又下降1%.因此，可认定现在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二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价格持续下降与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同时发生的，称之为双因素论。 目前 我国货币供应量表明上正常，实际上信贷已出现全面萎缩。1982～1995年13年时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是25.3%，而去年M[，2]增长仅为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M[，1]、M[，0]的增长率则分别从1994年的26.8%、24.3%下降到11.9%和10.1%.1998年基础货币供应基本上是零增长，说明货币供给是下降的。同时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2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由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7年0.761，现在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三是认为只有价格、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三个指标均持续下降，才算通货紧缩。事实上，从1993年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1998年已降低到了7.8%，今年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与经济增长滑坡相对应，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也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再就业的压力相当大，1997年底我国城镇职工下岗总数为1200多万人。总之，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现在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而且通货紧缩正在呈加剧之势。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应引起经济 理论 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货紧缩对 社会 经济 发展 危害极大。首先，通货紧缩导致 企业 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大幅度增加。若商品价格每年下降近3%.就意味着企业每生产100元钱的商品，眼睁睁少卖了5～6元钱，而我们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售利润率都达不到5～6%，这就势必使过去的一些盈利企业变成亏损，过去的一些亏损企业亏得更多。其次，通化紧缩导致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不断增多，“三角债”越滚越多，市场信用和信誉严重下降。再次，通货紧缩打击了消费，妨碍了经济景气复苏。去年，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启而不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率太低，而最终消费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引起的。因为，通货紧缩将直接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难以有较快的增长，群众对收入的预期肯定也不会看好。加之要深化住房、养老、医疗和 教育 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群众对支出的预期却很大;以及习惯于对价格“买涨不买落”的心理 影响 ，势必有钱舍不得花，消费需求就很难有较快增长。占GDP份额最大一块的消费启动不起来，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最后，严重的通货紧缩还会损害银行的利益，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由于 历史 的原因， 中国 的国有企业大多自有资金较少而负债较多，而负债又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国有企业不仅偿还不了银行的债务，而且只有依靠继续向银行借债才能维持生存，这又反过来使得企业的负债率继续上升，债务的上升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只得继续向银行举债。如此恶性循环，一旦难以为继，银行将爆发债务危机，使得现在的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二、治理我国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

1.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 总结 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 经济 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 企业 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 问题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 发展 中国 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4.实施强力的财税政策，摆脱消费低迷，刺激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走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增长。如果占GDP将近60%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不能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就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应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适度地刺激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消费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稳定的预期是启动消费市场、拉动消费需求的关键之举。就财税政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大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力度，增强全 社会 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就 目前 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二是实行稳健的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关键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费需求。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 影响 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 教育 、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趋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考虑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是否能够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过程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份或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的可能性问题，把它作为对老职工长期劳动积累的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