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与国有经济规模的争论从未停息，并且在近年再掀波澜。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有经济政治论文10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关于国有经济政治论文1000字篇一

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存在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削减竞争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等合作剩余获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契约结构，也面临着“政府失灵”等的威胁。因此，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应依具体条件受到限制。

关键词 国有经济;分工;契约;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087-05

一、引言

理论界对于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与国有经济规模的争论从未停息，并且在近年再掀波澜。所有这些问题的缘起都在于未能就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达成共识，因此，本文意欲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此进行尝试性探索。国有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是什么?

关于为什么要存在国有经济，宗寒(1999)、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陈宗胜(1997)、伍伯麟和席春迎(2000)、徐传谌(2002)、严汉平(2003)等学者对此问题曾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保证社会公平、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这些作者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和启发性，然而，他们的论述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就他们的理论认识而言，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拓展与修正。

我们认为，对于国有经济存在逻辑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国有经济本质认识的基础上，而对国有经济本质的认识，又必须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去理解。经济学新近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人类不断分工合作以获取契约合作剩余的过程。因此，国有经济本质可以从人类分工合作获取契约合作剩余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中去找寻。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具体地，这一论证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对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在思想史上的回顾，说明人类历史本身是一部分工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的历史;第二步，引入交易成本，说明外生交易成本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引致的内生交易成本构成了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获取的“绊脚石”;第三步，论证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二、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

专业化分工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和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色诺芬、柏拉图等都在其著述中阐述过关于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但充分认识到专业化分工在人类历史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并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的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

斯密指出分工带来递增报酬的原因有三个方面：(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这正是熟能生巧带来的结果;(2)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马克思对分工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通过企业间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程，并强调了动态累积的不稳定性质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压力，认为这种不稳定性质来源于分工(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或矛盾。马克思对分工协作的精彩论述体现在其骑兵连的例子当中，“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阿伦·杨格对分工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发展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那里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取决于利率水平，而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杨格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近认知是，分工的发展创造和增进了内生比较利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专业化生产并交换产品分享分工经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劳动分工也不断演进，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随之增加。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

从以上思想史的演进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分工合作带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发展史本身是一部人类的分工合作史。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不断分工合作并获取合作剩余的过程。

三、合作剩余获得中的交易成本障碍与契约组织形式

然而，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取合作剩余的途径并非一路平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块绊脚石就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对于交易成本的系统性的研究起源于科斯的两篇文章，这一思想在随后的经济学历史中被不断拓展。

依照杨小凯等人的逻辑，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可以进一步地划分为外生交易成本(exogenoustransaction cost)和内生交易成本(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内生交易成本是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

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外生交易成本则是指在交易 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

显然，外生和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威胁到了人们对契约合作剩余的诉求。为了防止交易成本的增加或者将交易成本降到最小，在人类进行合作交易的过程中，就需要一种契约来约束人们，防止交易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导致的帕累托扭曲。

按照契约理论的认识，契约是一组承诺的集合，这些承诺是当事人在签约时做出的，并且预期在未来(契约到期之日)能够兑现。契约核心的内容在于，它的条款是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为做出规定(所以一定意义上契约理论也可理解为解决组织内决策权的配置问题)，并规定了参与契约各方基于可确证信息的最终结算方式。

契约理论又可以分为完全契约理论(completecontract theory)和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所谓完全契约是指这些承诺的集合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显然，在能够达成完全契约时，并不存在交易成本(内生)，帕累托最优可以实现，因此，完全契约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而现在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上有一种内禀的随机性。因此，从现实的角度看，大部分契约都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契约是如何产生的呢?理论上讲，应当追究人性假设和交易成本，二者紧密相关。人性假设方面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1)有限理性。这一假设修正了完全理性，认为经济人虽然理性，但由于个人的知识、预见力、技术以及时间等约束条件，其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而仅仅能够做到有限的理性。(2)机会主义。即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可以想见，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任何期望达成的交易都能通过完备的契约加以保障。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交易双方可以通过承诺、信任以及相互适应就能达到协调的目的。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之下，契约必然是不完全的。

具体地，契约可能不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责任，而对另一情况下的责任只能做出粗略的或模棱两可的规定，并且无时不在进行修改和重新协商之中。这是因为：(1)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周全而长久，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2)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契约双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3)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在出现纠纷时，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也很难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强制地加以执行。

综上所述，内生与外生的交易成本在人类分享契约合作剩余的进程中扮演了绊脚石的角色。然而，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分工合作却在不断演进，这又是为什么?事实上，以上所阐述的逻辑已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这就是人类会发展各种各样的契约结构以抑制交易成本。契约作为整体而存在，一个契约的作用必然要依赖于与其相关的契约，这些契约互相契合、彼此协调才能达到对人类行为的激励、保护作用。一个契约整体内单个契约的契合度和协调度的不同意味着契约结构的相异，而不同的契约结构又意味着不同的契约绩效。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逻辑是，单个契约的绩效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完善程度，而且依赖于契约结构的选择。而国有经济正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

四、作为合作剩余获得与节约交易

成本的“国有经济契约结构”

经典的经济学教义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市场机制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不仅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拓展。然而，现实经验却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市场失灵在一定范围内总是存在。市场失灵是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形。

经济发展的一个要义是：在争取合作剩余的过程中防止交易成本(内生)的产生和扩展。根据前文所述逻辑，国有经济同其他经济形式一样，是一种合作剩余获得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结构。合作剩余的获取与交易成本的节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国有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契约结构，其存在是为了哪些合作剩余的获取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呢?作为与私有经济共同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其通常被认为在那些私有或个体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了争取合作剩余和限制交易成本的作用。具体地，按照既有理论的认识，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提供公共产品。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典论述中的市场机制不能完善运行，在公共产品领域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使得私人企业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公共产品，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下来就可以实现合作剩余。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特征的或具有利益外溢性的产品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同样需要国有经济来提供，如输电、煤气、供水、教育、卫生等。从理论上讲，政府和私人都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是私人提供相比公共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提供准公共产品以获取合作剩余也就顺理成章。

(2)克服竞争失效。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因素会削弱市场竞争性。如产品的差别、交易成本阻碍资源自由转移造成个别厂商垄断某一地区市场。此外，规模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非人为的进入壁垒(Barrier to Entry)，在电话、供电、供水等行业中，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新进入该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其成本必然高于已占领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公司，从而在竞争中失利，因此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特别容易形成垄断。这为国有经济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3)抑制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对合作剩余的威胁。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一种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

公正。由于外生比较优势的不同，造成各地区、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的两极分化极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这里，可能发生的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作为人与人利益争夺的方式，就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一个表现。因此，利用国有经济适当限制贫富两极分化、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防止潜在的内生交易成本发生以使合作剩余顺利获取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4)参与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市场机制有利于私人决策，然而经济主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不一致性与信息的有限性使得国民经济不可能如“看不见的手”中所描绘的那样运行，这便需要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国有经济特别是其微观典型形式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绝大多数国家为了实现扩大社会就业、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经济目标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而且政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国有经济更加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的萧条时期，通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尤为重要。

(5)实现国家安全等战略目标。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国家必须采取包括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作为国有经济控制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可以掌握的应付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重要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和有力地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各国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这些国有企业往往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认为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公共产品提供、竞争失效领域、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实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结构，同样是不完全的，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必需通过公共代理实现，而代理人在不完全契约下的机会主义引发的道德风险和代理人的有限认知等同样威胁着国有经济合作剩余的获取。通常而言，这集中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如何在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节约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中做出选择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国有经济政治论文1000字篇二

国有经济领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站在“十一五”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及早为“十二五”发展谋划布局，本次论坛成为众多关注国有经济发展的人士了解国有经济未来发展动向的瞭望窗。

10月23日，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杂志社联合主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协办的“2010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发表演讲，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杰、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初学、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王敏等央企领导参加此次会议并参与讨论，天津市国资委副主任孟爱英、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刘燮等地方国资委领导及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等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后危机时代以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都有所调整，使得世界经济的走向有了产生新变化的可能。美国利用美元是世界货币的战略优势，继续坚持经济刺激政策，其行为对全球经济的不负责任，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欧盟各国则开始逐步实行刺激政策退出，但仍有些国家复苏遥遥无期。美欧国家为了转移矛盾，上演了一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大合唱”。反观中国，在大幅经济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出口恢复增长即将放缓的情况下，又遭遇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这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体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发展环境。因此，与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副主任侯云春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明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带领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中国国有经济走向新的辉煌，如何使得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走在前面，如何以国有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而持续的动力，成为此次论坛最受关注的主题。

侯云春建议，新的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应该以继续向重点和关键领域集中为主要方向。对此，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表示赞同。他认为，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经济要理直气壮地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国有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发展，不仅关乎国有经济体自身，而且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有强劲的带动作用。“目前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要加快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目标。很显然，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国有经济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分析认为，国有经济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首先要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国有经济调整方向何在

在低碳经济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的今天，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悄然开始出现。对此，侯云春评价认为，如果不依赖于低碳等新兴产业的带动，那么世界经济将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不前。由此可见，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且是我国抢占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

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在这两方面，中国国有经济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当广阔，因为低碳技术涉及较多的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中，国有经济体分布广泛，甚至往往是国有经济体的主战场。由此，国有经济依靠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所在行业技术革新，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乃至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就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也需要国家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国有经济大战低碳经济积极性的支持力度。

在目前，国资委是把节能减排作为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考虑的，而且把环境问题看做是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把低碳经济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才是对社会责任的深刻解读。”彭华岗认为，社会责任绝不只是捐钱，“社会责任不排除公益事业，但更要使得企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环境负责任，这才是更广义的社会责任。”因此，与会者共同呼吁，这个过程当中，国有企业要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将低碳经济纳入到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去。

推广国有经济制衡机制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由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过渡过程中，国有经济必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如何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两个方向促进其发展，成为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能否成功关键因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市场经济，没有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外部成功典范可供学习，因此很大程度上需要自我摸索。国资委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比较，推出了具备中国特色的规范化董事会制度。对此，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副局长赵欣分析称：“这一制度的推出，解决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企业真正成为了市场主体;解决了国有经济体中出资人到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一把手说了算的弊端。”

尽管目前的试点企业数量还不多，但是本次论坛上，中国医药和中国建材、新兴铸管、中国恒天等企业从企业实际运作中的感受出发，阐述了该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效用的情况之后，这一引入外部董事制衡一把手的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效果得到了国资委官员、企业界代表、学界代表的充分肯定。首都经贸大学校长助理郑海航说，通过引入外部董事对个人权利的制衡，就能够保证个人的孤立目标和积极的共同目标之间取得完美的统一。可以说，制衡将换来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和外部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相对平衡，这对国有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应得到更广泛的推广。

主题演讲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继续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处在后危机时期。如果说去年是最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这最关键的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内资和外资、投资和消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要解决好单体经济如何向多位经济转变等问题，从而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向前发展。

对于国有经济而言，还要继续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将国有资本更加集中在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我们应当淡化“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强调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优胜劣汰、优进劣出、强进弱出。对于规模经济的大企业，要优进弱退;而对于适宜于中小企业经营的行业，应该是强进大退。这样，大中小企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共同的市场上开 展竞争，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国有经济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以来，国有经济的发展饱受争议。甚至出现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的观点。不可否认，国有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但经过30年的改革与调整，国有经济已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重要的是，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始终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国有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必须认清不足。总结60年的发展和改革经验，今后的国有经济发展应做到：一、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三、鼓励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平等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四、加快组建和培育国有企业的集团军，在国际竞争中协调作战;五、强调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基础;六、不要人为限制国有经济规模;七、下大力气治理国有经济领域的腐败，制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企业在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中应发挥带头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大多是基础行业、支柱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排头兵产业，也是我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在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带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发挥带头作用。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应如何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发挥带头作用呢?第一，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二，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应，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第四，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第五，更加注重履行社会责任，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最大化。

科学发展，破解水电开发难题

从三峡工程2003年以来综合效益的发挥以及今年在防洪中所显现的巨大作用来看，三峡工程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与它巨大的正面生态和经济功能相比，总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完全可以说，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个民生工程、一个生态工程。

不过，作为一个水电开发企业仍然面临着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发水电这一难题，而最为集中的则是生态和移民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相对容易做到，因为水电工程本身就是一个清洁能源，尽管开发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态的相关问题，但是总体上看，它对于解决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难题或者顽症是有巨大贡献的;而移民问题现在面临的难度大一些，但并非不可以解决，因为一旦引入碳税，清洁能源相对煤电的价值优势会更加凸显，而如果给予水电合理的价格，用增加的价值完全可以解决移民搬迁补偿和后期扶持的安稳问题。

从微观治理结构看央企发展

说到央企，社会上有不少的说法，认为央企有垄断，央企现在在“国进民退”。实际上，看看央企这些年的变化，作为一个央企的参与者，我个人感觉到，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央企这些年通过改制和改革，本身在进步，在管理和治理层面先进了。

像中国建材在过去的几年里，每一年都取得了A级的业绩，从一个央企的微观治理和管理的角度上看，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要有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和发展模式;第三，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机制;第四，要有一套管控的模式;第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绿色成长。

分配关系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从长远来看，为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推进我国国有经济的布局和调整，必须从优化我国的分配关系、遵循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化选择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

第一，通过优化分配关系，推动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政府需要增加一定的负债和福利，加大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银行要通过不断地增加中间业务和服务，更多地为企业服务;企业自身应通过低负债、高工资薪酬，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大创新能力。

第二，从国家战略引导和规范央企布局和调整。国家必须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第三，制定优胜劣汰的机制，实现企业的有序调整。要赋予企业公平的市场选择权，所有企业都一样，包括民营企业要更多赋予他们的选择权利，尽可能地减少人为限制，让他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国有企业改革要完善制衡机制

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客观存在着两类主体群：一类是内部主体群，包括决策者、劳动者和管理者;另一类是外部主体群，包括股东、政府、国资委和监事会。这两类主体群是有共同目标的，都希望把企业做大。但不一样的是，内部人的利益倾向往往是利益内倾，外部人的利益倾向往往是利益外倾。要实现这两者的平衡，既要防止内部人控制，又要防止不是企业经营人的控制。因此，建立和完善一种制衡机制，就可实现两大利益人的双赢。

那么，第一个制衡就是外部独立董事的制衡，从董事会这个层面上初步实现两种力量的平衡;第二个制衡是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制衡，董事会决策，总经理执行，既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积极性、科学性、战略性和防范风险性，又保证了总经理集中处置的高效性和发挥经营才干的主动性;第三个制衡是监事会的制衡，这种制衡的关键是监督者是否独立和有权威。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分论坛

牢记使命，深化定位，联合委办，服务企业

国资委成立后，首先的定位是一个代表国家和地方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机构。对上海而言，国资委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政企关系，而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国资委是企业的股东和出资人代表。

上海市对国资委的定位有一个十六字方针，那就是“牢记使命、深化定位、联合委办、服务企业”。国资委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以一个出资人的身份、一个股东的身份去思考，如果这个决定不是法律框架下的股东职责，那么国资委就会放下这个问题，或配合其他政府部门执行。国资委的最终目标是作为一个股东或者出资人如何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这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增加研发投入，既是长远发展目标又是责任和义务

国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大技术创新，但由于技术创新既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又是一笔高投入，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来说，如果要完成当期的一些盈利指标，投入和产出还真的要算一笔平衡账。不过，对于中国恒天集团而言，之所以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技术创新，主要是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行业所处竞争环境的内在要求。企业在所处行业里若要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遵循行业的竞争规则，而在研发上没有一定比例的高投入则无法实现中国恒天集团在纺机领域保持中国第一、冲击世界第一的目标。

第二，整个企业未来发展的要求。从发展的角度看，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不仅要考虑当期更要考虑长远的发展目标，而且需要在研发上有一些新的举措、有一些创新的思维。

第三，一种责任和义务。我们这一代的企业领导者，眼界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要把眼光放得更高，围绕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在公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大研发投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企业发展理念决定公司重大决策

国资委2008年开始搞董事会试点，在董事会试点制度的初期，确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由原来的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两人变成了现在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三人，而这个关系到底如何划分，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线。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确有一些问题搞不清楚，但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国机集团的内部对这一问题有了较好的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考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理念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企业的发展理念是追求快，这样的话就会追求利益，而如果大家都往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考虑，那么无论是对董事长、党委书记还是总经理来讲，都不会计较。当然，可能还是有人的因素在里面起着较大作用，如果在这方面有所保障的话会更好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是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在通常讲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高碳向低碳转变、外需向内需转变，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是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根本性的技术革命。

经济高速发展遇到的瓶颈就是资源因素，所以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一定要以利用可再生能源为主，包括太阳能、风能、核能，还有新材料等国家出台的新兴产业。转变是非常漫长的，是涉及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改革，因此，作为占中国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而言，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带头开发，利用非再生资源的技术，占领新的技术制高点。此外，在这方面，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可以助推我国的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稳定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根本

从今年前三季度CPI的结构变化来看，在八大类商品中，有三类是下降的：一是交通工具，二是家庭设备服务和家用电器，三是衣着。而上涨最高的是食品，其次是居住。如果把食品和居住加在一起，它们对现在通货膨胀助推的贡献达到了90%!因此，就今年第四季度而言，只要盯住食品和居住的价格就能抑制CPI快速上涨。

我们国家的粮食是两大块，夏粮和秋粮。虽然今年是春寒、夏涝，但好在秋粮的主产地灾情不重，再加上农民加快高产节奏，应当讲，秋粮的丰收能够为我们整个粮食价格的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

对于居住而言，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因此，对抑制居住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低碳经济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

企业社会责任应重点考虑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低碳经济这个概念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学术界也好，企业界也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确确实实在进步、在发展，企业在大量使用资源的前提下，有义务对环境负责任，也是对子孙后代的负责;另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阴谋论”，指西方国家拿低碳经济的一系列指标来制约我们的发展，客观地说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

正如很多专家和学者讲到的那样，下一轮的经济是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低碳经济和云计算也都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经过我们的统计，中国也是现在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在考虑社会责任的时候，一定要把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作为重要议题;在考虑产业结构调整、考虑技术升级的过程中，也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在技术开发和创新时，一定要针对节能减排下大力气，使得我们能够在工业化进程中尽可能做到节能减排。

国家电网的社会责任定位

如何定位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国家电网来讲，首先要定位自身的核心社会功能以及如何确保这个核心社会功能的实现。由于国家电网的重大决策都在企业外，同时它的发展方向、速度、水平也都受政府管制，因此，核心社会功能的实现是企业和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定位企业的一般社会功能。我们在提供更安全、更经济、更清洁的可持续供电时，要面对不同的社会主体，如用户、员工、社区等，那么对不同社会主体的责任要梳理出来，这是一个底线的责任。第三个定位是共赢责任。不同的社会主体分别有着不同的优势。因此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相关个体创造综合价值和优势得以均衡发挥，是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科学定位。

保障性住房建设，国企先行

住房关乎民生，从经济学术语来讲，它不是纯粹的一般消费品，同时还具有公共性，而有了公共性以后，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的调控。但是，我最近几年研究的资料表明，1998年到现在，我国在公共投入，也就是保障性住房投入这一块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仅为10%，而市场化的部分则占到了90%，二者的比例严重失调。

我认为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商品房出了问题，可能要从保障性住房这个角度去分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有企业如果能够在保障性住房这方面做一些较好的工作，则社会责任就可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承担起这部分责任，政府要给它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

低碳发展，要求市场配置、政府扶植和企业创新有机地结合

碳的污染对我们来讲，不简简单单是个自然现象，更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因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因此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势在必行。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不应该命令企业作为社会责任去履行，而应当为企业履行这一社会责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要市场化，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交纳大量税收，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配置难以快速实现转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比如财政政策或金融政策扶持。此外，企业自身在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方面要向低碳技术倾斜，能源的使用也要向可再生资源转变。

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分论坛

建立适合国有企业特色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际难题，以前都比较推崇美国的治理模式，但从安然事件和雷曼兄弟的情况看，完善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为此，国资委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国有企业特色的治理结构，那么通过研究，推出了规范董事会的建设。通过对这个制度的初步探索，我个人认为，解决了如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解决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明确问题，就是解决了政企分离和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把企业决策的权利交给了董事会，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第二个是解决了出资人和出资企业的关系问题，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出资人虚置的问题，通过建立董事会，出资人就层层到位了。

第三个是解决了中国国有企业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一把手”体制的问题。

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

董事会的建立实际上实现了“三化”——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决策程序的最优化，市场价值的 最大化。国资委委派的外部董事基本是决策上的专家、经营上的老师、沟通过程的桥梁，对决策程序的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董事会在人员安排上是内部五人、外部六人，就使得决策和谐化、合理化。

那么，企业的“三驾马车”应该如何协调配合呢?我认为沟通是基础、支持是关键、信任是保障。董事会管方向不管机制，董事长全面贯彻董事会的决议，但不过问具体经营事务。虽然三个“一把手”都有签字权和人事权，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签字权交给总会计师。把人事权交给市场，使一切按照市场化和程序化办理。

公司治理要解决哪些问题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公司治理问题都是随着社会、环境、企业的发展阶段变化，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改制面虽然已经达到94%，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在组织结构上，如何使内部董事和外派董事的比例逐步达到外大于内，同时解决董事会这个层面跟经理层的严重重合。第二，在实际沟通中，如何打造一个高素质的董事会人才队伍，建立一个更加职业化的经理人阶层。第三，在公司治理中，如何把员工的民主管理与公司的治理密切结合起来。第四，如何进一步发挥好业绩考核，发挥好对高管人员，包括社会聘用人员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增加国有企业在运作上的透明度。

解决好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问题。公司治理并非单纯地在公司内部架构上做文章，更要从整体上推进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产业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资产的资本化以及资本证券化的推进。

国有企业治理要量体裁衣

国有企业治理问题，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以后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它的委托人就是国民。因此，在谈到公司治理时我们首先要思考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是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具有相同的目标，即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和法人主体?我们有没有必要对不同领域的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做一个相同的界取，一些国有企业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政府的职能工具，这样的国有企业如果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结构进行架构的话，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第二，国有企业的基础不一样，承担的责任不一样。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过程中要规避一个误区，不能单纯以利润提升或者扭亏为盈为评判标准。